锺闻：读一读“利玛窦自述徐光启”的文字，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两个不同文化的最初撞击是如何发生的”——

在耶稣诞生后第1600年，我（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二首都南京，经过耶稣会士郭居静的介绍，有幸结实了一位中国著名的绅士，大儒生徐光启。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谈吐文雅，学识渊博，对天主持宽容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种种优点。利玛窦如是说。

那一年的南京之会，我们曾经彻夜畅谈了几晚，在谈话中，触及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录于信中——
我：中国人都讳言死。用逝世、过世、去世、辞世、殁世，故去、物故、病故、亡故，作古、病殁、崩殂、命终，殒命、寿终、崩、薨，夭、殇、卒……等以代之。
徐：这是庸俗人的习惯。君子并不忌讳死。
我：不但不避讳，且当常说说。因为人人都知必有一死，却不知何时死，怎可不弄个清楚明白？
徐：中国人讳言死，并非想作恶纵欲。不过以死为不祥，不愿宣诸口而已。
我：死可引导人避恶向善，祥莫大焉。知死有五益：一，知道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则敛心克欲，去恶向善了。二，财物不能带去，就不再贪婪。三，世人的赞誉，对于死后的审判毫无用处。知此就杀灭骄傲与虚荣。四，想到地狱的大火，就可消解欲火。五，早有预备，就不怕死。临死而能坦然无惧，心安不乱，才算善死。
徐：人怎样才能得善死呢？
利：最好的准备是三和。即与神和，与人和，与己和。

在我与徐光启交谈的几夜中，还发觉徐光启不但是一位学识过人的学者，还对自然科学极有研究，这在中国的文人中，极为罕见。他尤其精通农学与历学，并提到他正准备研制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可以在使人在空中旅行，并称这种奇怪的空中飞行机器早在中国的古代就有人研制过了。

在我和他长谈的最后一天，徐光启告诉我，他昨晚梦见走入一座屋子，有三间房子。第一间有一老人，第二间有一青年，最后一间空无一人。我当时觉得欣喜若狂，天主信仰最核心的奥秘终于能够被中国人理解了，这就是神圣的“三位一体”教义。

三年以后，徐光启终于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洗名“保禄”。
愿天主保佑这位高贵的教友吧，他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基督徒。
您忠实的仆人利玛窦耶稣诞生后第1605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锺闻：上述文字来自《利玛窦神父致梵蒂冈教廷及教宗的信》，很象是某种“内参”式的东西。

博雅：这篇自述虽是工作报告，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显示出，徐光启确实是位有福之人，他的后人也忠心爱主。

锺闻：是的。天亚社报载2013年6月4日，徐光启第十三世孙、上海教区地下团体的徐德禄神父（圣名西尔物斯德肋）安息主怀，享年六十八岁。徐神父的葬礼于六月十日在上海郊区的益善殡仪馆举行，由地下团体副主教朱育德神父主持，约有二千人出席送别。徐神父家有兄弟姐妹十人，排行第七。他由上海教区范忠良主教指派，服务于苏州教区。上海文革教难期间，徐神父全家受到迫害，由母亲带领逃至甘肃等地。

徐神父一九八九年从范主教手中领受铎职后，先后在无锡、江阴、吴江、相城、昆山、常熟和太仓等地担任本堂职务，深受教友爱戴和尊敬。一位消息人士对天亚社说，神父一心在福传事业上，生活非常节约，“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哪怕只是一元钱，能省下的也要省下”。

他续说：“徐神父患了白血病，化疗结束后仍然到处去传教，劳累过度，渐渐地眼睛看不清楚了，视力仅有光感，经过四天昏迷，离开了尘世回归父家。”

在他曾经传教的堂口，老中青年教友得悉神父离世的消息后，都泣不成声。有教友说，徐神父一生忠于教会和教宗，即使病重期间也不顾自身健康，服务主的羊群。

他们忆述，徐神父上午在医院接受化疗和点滴，只要下午能走动，他又在堂区举行圣祭；在教会不正常时期更是不停奔波各个堂口。

他们续说，徐神父特别爱护青年、孩童，每年都举办要理学习班，但几乎每次都受到压迫和政府的冲击，他常把“天主要做的事，没有人能阻止”挂在嘴边，一直勇敢地办班，“有时一个二十天左右的学习班要换两、三个不同地方，但从不间断”。

博雅：回顾四百年前，徐光启和利玛窦联手，完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创举。利玛窦作为一位传教学者，在中西学术思想交流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因为他肯学习中国文化，这在欧洲人中间不可多得。然而，好多人不明白的一点是，利玛窦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个神父的身份去努力实现并完成的。

锺闻：在方豪神父的《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之利玛窦》中，有《圣教信证》关于利玛窦神父的一个小传：明万历九年辛巳至中国，先传教粤东诸郡，转入江西，后留金陵。二十八年庚子，同庞迪我齐方物进朝神宗，恩赉极厚，钦赐官职荣爵，固辞不受。蒙上垂恩，始安居京师。偕庞迪我僦屋以居。日用取给于光禄，遵上命也。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赐祭葬，墓在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
上面小传虽然述及利玛窦神父的足迹行程、被受皇恩与清正廉洁，然而到中国来传扬基督的福音却是他的唯一目的。把利玛窦神父的日记整理成书、公之于世的金尼阁神父说：这部在利玛窦神父死后问世的书，我没有丝毫意思声称它是我的著作，而宁愿把它真正的原著者告诉给你。下面论述的内容几乎完全是他的活动以及他的行为，他比任何其他人更勇敢地以他的行为实现了这次传教的原定计划并坚定地努力去发展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利玛窦神父自已的笔下，他如此说：我希望由于保留这样的记录而使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这个闭关多少世代的辽阔领土以及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至湮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鞭策着我进行这项工作，那就是，如果或迟或早上帝降恩从这最初播下的福音种子获得丰收，使天主教会的仓廪充实，那么后日的信徒便可以知道，过去为了使这些可敬的人民皈依上帝所做的值得赞美的工作应该归功于谁的媒介。另一方面，如果情形是，由于上帝的隐蔽的判断，预期的丰收并未得到实现，那么至少后代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耶稣会曾经付出多少劳动和经历多少艰辛去驱散不信教的深厚的阴影，以及他们怎样抱着耕耘这片新土地的崇高希望而在热情和勤奋地工作。此外，有谁能怀疑我们现在写到的整个这次远征不是在神意的指引下进行的呢？因为它完全献身于把福音之光带给人们的灵魂。

博雅：也许为国人诟病的一点就在于，利玛窦神父用的“远征”这个词，虽然《中国天主教编年史》在记述1584年的大事记时说：5月1日，西班牙传教士桑切斯提出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立场；甚至澳门耶稣会会长卡布拉尔进言西班牙国王，主张武力征服中国。但是，桑切斯同样写道：“罗明坚及其同伴（利玛窦）写信给我们说可以同总督及中国皇帝议和，尽管我们没有太大的议和愿望，因为我们明白这不会有结果。”这足以显示出，利玛窦神父用“远征”这个词，和西班牙传教士的想法，是有所不同的，是和平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