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利玛窦排斥佛教，除了教义上佛教与天主教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同晚明的思潮有很大关系。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内有农民起义频发，外有后金崛起关外。很多士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激烈批评“空言心性，不问世道”的理学，理学曾从佛、道借鉴了大量的理论资源，清算理学的思潮逐渐也开始指向佛教。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以告子之见性粗，佛氏之见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指责佛教“阴坏实教”，与晚明“经世致用”的理念相去甚远。利玛窦斥佛策略在士大夫阶层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许胥臣在《西学凡引》中说：“嗣后文人佞佛，增饰夸张，几与吾儒角立；而吾儒顾且拾其余沈，甚且入室操戈。噫，礼失则求之于野。读《西学凡》，而先学格致，教黜空虚，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矣。”在晚明士人眼中，天主教的教义反而更合于“古圣之教”。

博雅：我觉得利玛窦反对佛教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流行的大乘佛教，已经背离了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无神论——这就与天主教变成了“有神论阵营里的零和游戏”了。虽然在天主教徒看来，“迷信的佛教”尽管有地狱鬼神，还是一种无神论！

锺闻：在晚明反佛的思潮之外，佛教自身的腐败也是利玛窦要和佛教划清界限的原因。晚明僧人在《慨古录》记载有：“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利玛窦传教过程中，接触过很多佛教僧侣，普通僧侣在他眼中懒散无知、声名狼藉。《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他和法师在南京的论辩，当“这位被邀请来的智者”失败时，他“力图掩盖自己的无知，便鼓动另一场大嚷大叫，把他的论点的价值付之于随之而来的喧嚣。”从利玛窦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佛教的蔑视和厌恶。

博雅：到了明末，佛教在华传播已经一千五百年以上，已经囊括了整整一个文明周期，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了。

锺闻：而利玛窦则善于以《交友论》融通儒家和天主教。

面对儒家学说，早期的传教士以为孔子和其他异教徒国家的宗教领袖一样，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孔子是所有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对象，纪念孔子意味着将他看作神明的化身或代理人。随着利玛窦对儒家的深入了解，他发现孔子的功绩不过是编撰了经典文书供后人学习，这些文书并不提供关于神明的知识，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仪式规范。了解到这些后，利玛窦迅速对孔子作了定位：孔子不是宗教领袖，他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具有同等地位。

在天主教的语境中，道德哲学是指人类运用自然理性，所获取的道德知识，对天主教启示观念而言，道德哲学被视作辅助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当时教会对待理性的态度与启蒙运动时截然不同，“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对利玛窦的时代而言是一个未知概念。

把孔子视为道德哲学家，给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传教士团体从此不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反对儒家的礼仪规范。利玛窦“补儒”的策略是，寻找与中国思想相契合的西方格言，让二者互相补充，彼此映证。

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将刚写好的中译本《交友论》进献给了明代的建安王。该书一共3600多字，收录了西方名人名言及故事100则，大部分由格言体写成。

这些格言大部分出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内卡和奥古斯丁等28位欧洲思想家之手。

儒家有很多谈论“友谊”的话，孔子在《论语》中便将“友”分为两类六种：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利玛窦在《交友论》中也说：“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难免无污秽其身矣。交友恶人，恒听视其丑事，必习之而涣本心焉。吾偶候遇贤友，虽仅一抵掌而别，未尝少无裨补，以洽吾为善之志也。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如彼善不足以效习，彼不善不可以变动，何殊尽日相与游谑而徒费阴影乎哉？”（大意是说，如果和染铺比邻而居，难免“近墨者黑”。遇到贤能的朋友，即便仅仅只是击掌而别过，也会受益匪浅。交朋友的原则无非是，学习朋友的长处，用自己长处教化朋友。学习和教化互相支撑。如果对方的长处不值得学习，对方的恶习也没办法通过教化而改变，何必天天在一起交游而浪费时间呢？）

郭熹微在《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一文中，曾提出西方伦理重要的“友爱”，源于天主教义中的“爱天主”和“爱人如己”，以爱天主为目的，以此出发去爱一切人，包括你的仇人，体现了一种“博爱”的精神。中国的“仁爱”以亲人间的伦理秩序为大，朋友的“友爱”只在五伦之末，在利玛窦创作《交友论》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何心隐和李贽等人对“友谊”的强调，试图在五伦的等级结构中加入平等的理念，利玛窦选用人文主义者的格言，与这一思潮也有切合的地方。

《交友论》一经推出，便在晚明士林引发轰动，这和利玛窦没有将这些格言“二度天主教化”，而进行了初步的“中国化”有一定关系。在书中，利玛窦会运用中国的医学知识去解释希腊的格言，“徒试之于吾幸际，其友不可恃也。”（只是在我幸运时经过考验的朋友，不足以信赖。）利玛窦注道：“脉以左手验耳，左手不幸际也。”（中医中，男子诊脉一般用左手，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左手去诊脉，左手可能检查出不幸的结果，引申出来就是，有意考验朋友，可能会发现朋友不足以信赖。）这样做有意的引导晚明士人“认为”天主教和儒家之间有联系。

博雅：在一封1599年的书信中，利玛窦无不自豪的说：“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这部作品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如此一来，利玛窦博得了很多明朝士大夫的好感，在古老中国的思想深潭中，掷入了一颗西方的石头。但是我们却也可以看到，这块“西方石头”业已经过了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