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知遇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同年，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乐安王交好，并赠建安王一座卧钟、天球仪、一部《交友论》和另一部书，其中记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之组合，数学演示及对所有图画的说明。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晋接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提学使陈子贞，与他们讨论数学问题，陈子贞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在南京时，利玛窦所结交名人还有：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丰城侯李环、守备太监冯保、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学者李贽、刑部侍郎王樵、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郭明龙、翰林荆岩、学者李心斋、文学家祝世禄等。南京吏部尚书关左海曾印行利玛窦修订的地图，贵州巡抚郭青螺（子章）依照利玛窦所画地图，集成《古今郡国名类》一书。

博雅：人生在世，交友至要——认识一个好人，可以造就一生！

锺闻：利玛窦在南京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吴淞（今上海）人，官至宰辅。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做官，当时还未考取进士。徐光启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徐光启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已深刻认识到“清谈心性”的理学十分空洞，而明朝的强盛，必需“经世治用”的实学。他与利玛窦学习、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徐光启于1603年受洗入教，1604年入京会考，点为翰林庶吉士。徐光启到京之后，更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该书于1607年译完并印刷，这部书对后来中国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博雅：说了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故事，对人们确实很有启发作用。

锺闻：1600年5月，利玛窦北上进京，行至山东临清，被督税太监马堂拦截，关在一庙宇内。几经交涉，才得以放行。由马堂派人带领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到京。随即觐见万历皇帝的座位，并进献了圣像、自鸣钟、圣经、十字架等礼物。万历皇帝命礼部待以上宾，并赐以宣武门外东首一宅地居住。此后，利玛窦得以在京内与士大夫晋结、传教。

利玛窦在京交往的朝臣中，除徐光启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李之藻（1564—1630），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 1598年中进士，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10年受洗入教。1601年在京与利玛窦相遇，曾作《天下总图》，后因见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而深深佩服利玛窦。他重印此书，学会用克拉维斯的方法制作各种日晷、星盘，写成《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经天说》（1601年）。他与利玛窦研究西学，翻译著作，最著名的是《同文算指》（1614年）、《圜容较义》（1614年）两部重要数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还写成天文著作《乾坤体义》与语言学著作《西字奇迹》（1605年）等。利玛窦在京交友还有：沈子木、佥事曹于汴、阁老沈一贯、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侍郎冯名琦、吏部尚书李戴、冯应京等。

博雅：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珍贵的记录，是1973年初在上海福州路上的“中国书店”，那里专门售卖旧书。

锺闻：利玛窦于1601年在北京创建河北传教区。自1697年起，受教廷委派，任中国传教区会长，直至1610年去世。1609年，他在北京玛利亚修会，创建中国基督教历法，传教成绩卓著，到他去世时，全国已有2500多名教友，朝臣巨儒、宫中太监也有多人入教。

博雅：我看利玛窦是把“交友”和“教友”搁在一起了。这样的文化差异，反倒能让中国人觉得耳目一新。

锺闻：中晚明时，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到东亚，他们在马尼拉、日本等地的传教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学习当地语言的重要性。远东地区总负责人沙勿略，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中，申明在中国传教，语言是重要的技能。后来，澳门专门设立了语言学校为传教士教授汉语，但传教工作一直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早期传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翻译上的误解。耶稣会最早的汉语书写，出自沙勿略之手。18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际，依赖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教徒池端弥次郎，把教义翻译成日语-汉字，弥次郎把“天主”（Deus）翻译成了日本真言宗的“大日如来”（Dainichi）。结果就是，沙勿略向日本人讲述天主创世时，日本人听到的却是大日如来创世，肯定闹了不少笑话。

误译的出现，在于弥次郎是以已有的知识语言框架去翻译新传的天主教。在弥次郎的知识框架中，最高主宰者就是“大日如来”，当沙勿略告诉他最高主宰者“Deus”创世时，对弥次郎而言，只能是“大日如来”了，他找不到其它能与最高主宰者对译的概念。

沙勿略汉语书写，完全依赖翻译者，所以会出现“大日如来”事件，到罗明坚时，学习汉语的事才落到实处。1579年，罗明坚从果阿到澳门学习汉语，并使用中文写作，以便反驳中文书里的宗教观念。到1584年，罗明坚出版了《天主实录》，为了避免误译，里面重要的概念采取了音译的原则，音译使用的汉字都很冷僻。在传教过程中，罗明坚认识到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没有天主的观念以及第一与最高原则的观念”，为了让中国人明白陌生的天主观念，罗明坚又采用了“自然推论”的原则，配合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和比喻传播天主教义。

罗明坚在推进教义东传的过程中，比沙勿略更近了一步，但还是会产生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罗明坚穿僧服的缘故。天主教刚传入内地时，传教士多借用佛教服饰，把自己打扮成僧侣的模样去传教，这样做是希望通过佛教作为天主教传入内地的载体，作为中国人接受外来宗教时的心理缓冲。

罗明坚在《天主实录》中便称自己为“僧”，书中也经常出现“天竺国僧书”、“天竺国僧辑”等字样，这导致传教士所传教义和他们的外在身份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试想，虽然传教士一再声称天主教不是佛教，但对于普通信众而言，他们穿着僧服，书中也经常用到“僧”字，他们便只能按照佛教去理解这个新教义。

博雅：这个问题其实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因为无论是“上帝”还是“神”，都借用了古代异教的词语，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古代异教的某些性质。

锺闻：后来的利玛窦则不同了，他采取了排斥佛教的策略。他吸取了之前的传教士们的教训，认为只有先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最佳传教方式。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坚定地主张将尊崇儒家作为传教士团体的传教策略，他改穿儒服，纠正《天主实录》中“僧”的误用。尊崇儒家在具体方针上主要表现为“易佛补儒”，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有意识的维护儒家、排斥佛教。

在利玛窦看来，佛道不过是一大堆迷信的集合而已，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无神论（基督教意义上的无神论）是佛道影响产生的恶果。不难看出，对佛道的批判，体现了利玛窦对儒家和基督教信仰的努力调和。当时很多儒生否认“上帝”的存在，利玛窦则主张在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中，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的，儒家典籍中的“天”对应于基督教的“上帝”，只是在漫长的岁月和佛道的蛊惑下，儒家才不幸遗忘了上帝的存在。这里，利玛窦采用了一个中国知识人至今仍然常用的策略——以古贬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发现中国人对古老的岁月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迷恋，越古老便越有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利玛窦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策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利玛窦的传教过程中，天主教很少被指责是对中国传统的破坏。

博雅：这是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因为很明显，中国的上帝不是西方的上帝，中国的神不是西方的神。但是利玛窦的方式却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古代就有基督教了！

继续阅读：第十八章 利玛窦的交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