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利玛窦在南昌的一切却进展得异常顺利。因为瞿太素的先期铺垫和名医王继楼的引介，他结识了南昌的诸多官员和士人，还在宴会上认识了皇亲建安王和乐安王。当地著名学者、白鹿书院的院长章潢也很看重他。他的交际圈迅速扩展，江西巡抚陆万垓和他会面后也盛情邀请他留在南昌。此后拜访他的人与日俱增，以致他白天忙得没时间读祈祷书，只能在夜里补上。

博雅：有些拜访者是冲他的“炼金术”来的。这一声名早在他来之前就在南昌传播开了。他越是向他们保证他对这种事一无所知，他们越是坚持认为他是行家。

锺闻：利玛窦决定不再设立在肇庆和韶州那样的公开礼拜堂。亲身经验告诉他传教工作需要秘密进行。依照当时的环境，将许多人聚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通过私人谈话或小范围探讨来传播福音更为安全有效。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上司范礼安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负责人，并且要他尽快进京。尽管利玛窦只是到过广东、江西和南京，离开南昌时，他已在中国当时15个省的10个中有了朋友。

那次北京之行又告失败，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利玛窦根据自己的实地观测，猜想这个国家正是马可·波罗说的“契丹”（最终证明则是另一位教士鄂本笃完成的）。归途中他和同伴利用空闲学习中文，讨论出一个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拼音的方案。

行至中途，运河封冻不能通航。利玛窦命郭居静等留下，他只身从陆路前往南京。这是利玛窦第3次来南京了。尽管这座城市远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已有两个世纪，但仍然完整保留了一套与北京相同的行政机构，城市的庄严壮丽依然如故。南京此时的气氛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日本关白（近似于丞相）丰臣秀吉临死前命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明军追击日军的断后部队，将小小胜利说成彻底打败了日本。朋友王弘诲鼓励利玛窦留下，并派两位下属为他找到了一所房子。

博雅：敌人有时候也会变成朋友。南京御林军统领、丰城侯李环此时善意承认，利玛窦第一次来南京时他曾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准备把这个外国人抓起来，只是因为他有一些高官朋友才没动手。

锺闻：1599年4月，郭居静等其余3人抵达南京，利玛窦不失时机地买下一处因传说闹鬼而空置了好几年的房产。在南京的两年半里，他和当地高官贵胄结交了个遍。但除了六部的尚书、侍郎们，他也认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被正统的儒家学者视为异类的李贽。李贽虽很狂傲，但却欣赏利玛窦，送了两本折扇给他，并将一首诗（《赠利西泰》）收入其著作《焚书》。

利玛窦白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会客上面。他特别向来访者强调天主教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并倡导永恒的夫妻关系。听众“大加赞赏”，但却“没人愿意照着去做”。当他们得知教宗的尊严在天主教国家高于国王时都很惊奇，在皇帝至上的中国，这是难以理解的。

博雅：利玛窦明白，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比较随便，而且常常相当实际。无论什么宗教，有用就信。“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他们也像这样敬礼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们。”

此外，修订、补充、再版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和著名僧人辩论并且“至少赢得了听众的同情”，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声誉。

尽管一切顺利，致密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仍谨慎地说：“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甚至连播种也谈不上，只是处于清理土地和开荒的阶段而已。”但他相信，在短期内信徒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他们完成的工作“可以和其他地方出色的传教工作媲美”，尽管此时与理想状况仍相去甚远。毕竟，此时他还没有接触到“北京的朝廷和皇帝”呢。他还在等待着神圣的天意。

利玛窦对于基督教自身的历史好像也不完全熟悉，如果熟悉一点，他应该会明白，“改宗”这样的事情，往往不是“口说”所能达到的，而要通过一个决定性的事变。一般来说，那就是战争或瘟疫。

锺闻：肇庆的圣堂中央，供奉着精美的圣母画像，墙上挂着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周围陈列着三棱镜、钟表、日晷、天鹅绒等。没多久，利玛窦又在房舍附近建成一座高18尺的钟楼。每当准点报时，铃声悠扬，悦人耳目。“番僧”与他所带来的西洋奇器，引来远近官民艳羡的目光。

基督教虽然大力反对佛教，但显然，佛教已是基督教的开路先锋，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树立了一个先例。

博雅：除了学习汉语、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也摸索着与中国官员的沟通之道。他曾在印度果阿向匠人学习用金属材料制造各种仪器。初入广东，他常以铜、铁为原料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慷慨分送给友好官员。通过送礼，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了新鲜的西洋科技，进而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观念。

居住在韶州时，他结识了江南名士瞿太素（汝夔）。瞿太素出身名门却不求仕进，沉迷于炼金术而耗尽家财。当初，他主动结交利玛窦，也是因为听说这个人通晓“将水银变成白银的异术”。但后来他渐渐被利玛窦观测天象的欧洲技术迷住了。在这个浮游在官僚队列之外的“浪荡名士”身上，利玛窦找到了几分“天涯沦落人”的共鸣。

1583年，他初入肇庆时，“天竺僧”的身份不受官员待见。经瞿太素点拨，他开始蓄起须发，“穿儒士衣冠，出门拜访官吏乘坐轿子，有佣人跟随，作出布道说教的夫子模样”。他的新装：“儒服为墨紫色长衣，长衣边缘及袖口都镶着浅蓝色，约有半掌宽的边，几乎与威尼斯人穿的一样。束同色腰带，腰带前有两条带子，并行到脚。”据说他甚至为自己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完全中国化而感到遗憾。

新行头确实发挥了功效。他立刻获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从此拜访官员不用下跪，见面互相作揖。进入南昌后，他以“西儒”的身分“观光上国”，名声渐起。居住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听说“泰西”的温雅礼仪，想了解“西儒”的“交友之道”。为此，利玛窦特意用汉语写了那本着名的《交友论》。

此书出版后，一位热心读者自费为之刻印作序。这人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见人士”冯应京，因与宦官陈奉作对被投入大牢。他喜读《交友论》，曾经派人四处寻找利玛窦。1601年，在他即将被投入监狱前几天，利玛窦和他在北京碰面，交谈只有一小时，两人却一见如故。

狱中的3年，冯应京通过书信或托人带口信与利玛窦保持着接触，从“友道”谈到“天道”，对天主教的兴趣渐趋浓厚。他极力主张重刊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并决定接受洗礼。在他出狱后，为了避免引起猜疑，神父们决定等他回到老家后为他做洗礼。不幸的是，“死亡跑在了前头，冯应京生了病，几天之内便死了”。

锺闻：利玛窦经常提醒会友注意：在中国，“笔”的力量难以估量，“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言”。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显出生命力。也正是他在文字方面的活跃能量，使得他能够以文会友，与人共同着书。其中首推他与徐光启的合作。

最初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是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地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1604—1607年，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室内的各种科学仪器与西方科学典籍吸引了徐光启。在学习中，他发现了《几何原本》的翻译价值。利玛窦一度怀疑年过不惑的徐光启能否胜任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徐光启的回答谦逊平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约一年时光，徐光启每天风雨无阻地走进利玛窦的府邸，逐行研读，利玛窦口传，他笔录。每个名词概念，他们都反复斟酌，尽量以中文已有的词汇准确表达含义，直到圆满完成对前六卷的翻译。我们现在所用的点、线、角、平面等名词术语，连同几何学一词本身，都由二人当时确定，不仅中国，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也沿用至今。

博雅：在中国社会，“地头蛇”、“关系户”都是必不可少的。

锺闻：传教初期，徐光启利用自己的高位适时上书，对耶稣会士委以修历、铸炮的重任，为利玛窦和耶稣会打开了传教局面。利玛窦说：“真难说清这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定居北京以后，利玛窦还结识了工部官员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学技术著作方面，李之藻的贡献甚至比徐光启还大。10年间，他们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重要著作，他还出钱赞助利玛窦刻印《坤舆万国全图》，并为《畸人十篇》作序。

李之藻是接受利玛窦亲自洗礼的最后一名教徒。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利玛窦的友谊只保存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这位特殊的热心者，在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前，还有不少的障碍要消除……首先，除了他的合法妻子之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看她之时，便大发雷霆。”

1610年3月，李之藻在北京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亲属，利玛窦不顾劳累，为他四处求医，在病床边悉心照料，令其大为感动。大病初愈，李之藻决心辞去爱妾，受浸入教。（瞿太素情况与他相似。他早就想受洗礼，但直到把妾升格为妻，达成一夫一妻的条件后才得偿所愿。）

他还捐助了100两银子，给耶稣会建立教堂用。可是没过多久，利玛窦自己积劳成疾病倒了。李之藻出钱捐赠了一副上好棺木。1610年5月11日，他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

博雅：小时候我住在二里沟新建的楼房里，听大人说，那里本来就是一片墓地。我记得楼房与楼房之间的空地，种植番薯，因为那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深挖一下，有时候竟能挖出棺材板来。

锺闻：利玛窦晚年用意大利文撰写的传教经历，后经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后世学者对利玛窦在中国活动期间所结交的知名人物作过统计，共129人，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官宦。

博雅：利玛窦之死也是体现了基督之爱——这就像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凸显两百多年后魏源等人的肤浅，也是因为他获得了基督的救恩，已经知道了天高地厚。

锺闻：很多年来利玛窦一直以为，要想在中国传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认可。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获得诏书的努力只是徒劳。只要万历默许他们住下，也就等同于默许他们传教。“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书信）——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依然如此。难怪有人感叹这是一个“永恒的中国”。

利玛窦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传教，但他的社交活动更多了，通常一天要收到20多张拜帖，还必须礼貌地进行回访。他承认教会的大多数访问者只是抱着好奇来的，但“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向这些异教徒宣讲福音”，何乐而不为？只是，频繁外出赴宴有时是很耗费精力的。不知觥筹交错间，他是否会想起刚来中国时穿行在贫困农村的情形。那时他还说着结结巴巴的汉语，农民提供的食物“使我们高兴的更多是从中显示的好意而不是饭菜的变化多样”。

博雅：不管怎么说，利玛窦的事业向四周辐射。一方面，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在知识阶层中扩散开来。这为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营造了适宜的传教气氛。另一方面他在各省的官员朋友保护了根基不深的教会不被伤害和摧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中国的朋友成了教会的主要保护人。”

耶稣会士王丰肃在发回欧洲的信中说：“我们的好神父利玛窦在中国人中有难以置信的声誉。……当我们说在欧洲还有些人比他更有才能，他们不相信。”远在他从未去过的贵州，总督郭子章也刊印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为避免可能的麻烦，他称利玛窦为地理学家，并说他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已经不能算是外国人了。

可惜的是，两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早把这些珍贵的国际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否则也不会在林则徐等人的带领下，一败涂地啊。

锺闻：在财政上，中国传教团一直很困难。教宗和西班牙、葡萄牙皇室的帮助同样匮乏。耶稣会士们在北京租了好几年房子（传教过程中，为省钱他们好几次租“鬼屋”），才在徐光启和其他朋友帮助下得到一笔借款，于1605年8月搬进了自己的房子。

到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大约达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从北京发出最后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难，但已日渐好转。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但这些传教士务必有耐心、有学识，因为这里的百姓都是修养有素的有识之士。”显然，他开始考虑身后事了。

1610年，繁重的工作把他累垮了。当时他还不满60岁，身体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他最后几个月里的表现显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他写完了回忆录，处理了一些信件以及文件，对今后的传教工作做出指示，并选好了接班人。相比平时，他晚上祈祷的时间要更长些。有人听到他说，此时他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死亡。他的工作完成了，土地已经清理好，该是播种时节了。

利玛窦真是一个懂得功成身退的人，比起那些死不退休、在位子上赖着不走的人，真是属于高风亮节了。

5月3日，他的病情骤然加重。此时李之藻也在病中，但他还是请了最好的大夫来诊治利玛窦。信徒和朋友们都来看他。为了见到更多人，他躺到了比较大的房间。5月8日晚，他做了临终告解。次日，他坚持起来领了圣餐。下午他的神志陷入紊乱，其间他不停喊叫着要使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皈依。直到第二天才恢复清醒。他请求行临终敷油礼。

之后他突然转向同伴，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极其热爱科东神父（当时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忏悔神父），他现在正住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原打算今年写封信向他表示我的祝贺，因为他为主挣得了荣誉，我还想亲自告诉他本教区传教活动的进展情况。请代我向他道歉，因为我再也不能承担这个神圣的使命了。”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中国皇帝的神父。

博雅：怀着这样的梦想死去，其实是很幸福的；如果真的成了皇帝的神父，恐怕就会玷污了自己。看看后来的汤若望等人，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锺闻：5月11日晚，天快黑时，利玛窦微笑着为教友们祝福。7点钟时，他安静地坐在床上，身体一动不动，先是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完全闭上了眼睛。

随后两天，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李之藻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万历赐予这位已成了中国人的外国人一块墓地以埋葬尸骨。这一请求得到许可，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拨给阜城门外滕公栅官地20亩、房屋38间，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并改建堂宇，为供奉天主及祝厘（祈求福佑）之用”。1611年11月1日，利玛窦成为第一个下葬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此前要送到澳门去）。他生前的预感是不错的，他的死也为教会带来益处：皇帝的诏书说明他本人获得了官方承认，而这同时也保护了他宣讲的宗教。

博雅：利玛窦这样，也可算是一种广义的殉教吧，只是他传扬基督的十字架实在不够。

这些年来，他在中国的经历仿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说的：“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但在他去世之后，就有教友对他个人的显赫声名和在中国并不算特别成功的传教规模不无微词。

锺闻：是的。作为一个相信文字在中国有特殊力量的人，几年前利玛窦曾写道：“百世之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后可达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内容，知其时之治乱，与生彼时者无异也。”（大意为——百世之后的人还没出生，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人，而以这篇文章令万世之后的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仿佛在百世之前的我们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前代的贤人已经故去，后人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还能听到他的格言，看到他所讲述的事，知道当时太平或纷乱，与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没有差别。）

博雅：有人说，他又一次说对了。在他故去400年后，凭借他的“遗书”，我们仍然从他的言说和经历感觉到一种消弭了时空间隔的亲切。而我看呢，利玛窦精通汉学，一定知道“三不朽”的典故吧！

继续阅读：第十五章 两次运河冒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