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刚刚30岁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万里迢迢来到澳门。第二年他被允许在当时的两广总督驻跸的肇庆定居，继而移居韶关、南昌和南京，1601年进入都城北京，1610年在京逝世，他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也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开创了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作“西学东渐”的黄金时代。

经利玛窦本人介绍而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涵盖了极其广泛的领域：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了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一个球体；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进行了经纬度的测定。在天文学方面，他制作若干件日晷、天球仪等天文仪器；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他最早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撰写和翻译了多部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在数学方面，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寰容较义》等著作。在机械学方面，他将体现西方机械学原理的自鸣钟带到中国，成为中国钟表业的行业神。在生物学和西医药学方面，利玛窦在1593年刻印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中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欧洲生物知识和药物。在哲学方面，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通过对天主的论证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经院哲学。在逻辑学方面，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不仅介绍了西方数学，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在伦理学方面，利玛窦撰写了介绍西方交友之道的《交友论》；他还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所倡导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心理学方面，他撰写了介绍记忆方法的《西国记法》。在语言学方面，他首次编纂出第一本中外文的词典《中葡字典》，并制订出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最初方案，以此撰写了《西字奇迹》一书；在西方文学方面，利玛窦在他的《畸人十篇》中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伊索寓言》的故事。

除此之外，他首次将西方的油画和使用透视法的绘画技法带入中国；首次将古钢琴（当时称：西琴、天琴、铁琴）带入中国；他带来西方造纸和印刷术的书籍，也使中国人耳目一新；他带来的鼻烟壶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的流行饰物和工艺品；等等。

同时，利玛窦也把中国的情况比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到欧洲，这就是他发往欧洲的大量的书信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这本书的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此，如果说以上例举的是他本人在有生之年传送的文化产品，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建造了一座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这就是“文化适应”策略的多种成果。

博雅：早期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传教士与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一样，欲以本国的文化完全征服当地的文化，但是却在中国屡屡碰壁。这种方法不改变，外国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无法实现。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成熟的中国文明和原始的美洲文明，这些不同的时势所造成的阻力是不同的，结果也就造成了欧洲传教士们的不同行为。

锺闻：利玛窦1582年间来到中国，到他1610年死于北京的时候，一共在中国明朝万历年间28年。起初他在印度传教，教会给他的任务是教授希腊文，但是利玛窦觉得在印度教希腊文太繁琐复杂，想换一个口味。

于是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传教。当时的中国是儒教和佛教的天下，对西来的耶稣教有水火不兼容的抵触和反抗。但是利玛窦是一位天才，他虚心学习、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外国人如何在中国“文化适应甚至飞黄腾达”的诀窍。

首先，利玛窦精通了儒家的教义，处处像中国的士绅一样张口之乎者也、闭口仁义道德，很讨士大夫的喜欢。其次，利玛窦也是一位“统战专家”、非常会走后门。他在中国时的好朋友，很多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副部级。比如说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冯琦等等。他还成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亲密朋友，当时的状元第一名、翰林修撰焦泓，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剧作家汤显祖，进士第四名徐光启等人，都是利马窦家中的座上客。其中徐光启，工部外郎李之藻和杭州学政杨廷筠还皈依了耶稣教，还成了利玛窦施洗的基督徒。

利玛窦还有一招，就是他十分擅于请客送礼，是关系学的大师。他在广东、南京、南昌、北京期间，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的官员赠送西方新奇古怪的礼品。利玛窦之所以能在北京长期呆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曾经送给万历皇帝一架每个小时能够报钟点的自鸣钟。万历皇帝深怕这件宝贝礼物出了毛病后没有人修理，就让利玛窦留在北京，以防万一。

博雅：利玛窦博学多才，而且学贯中西，他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了一扇窗口——当时中国人还相信天圆地方，利玛窦首次把地圆学说带到中国。利玛窦还是传播现代地理知识的始祖。他首次在中国利用平面投影绘图法，将地球用经纬度来绘制，与现代的地图精确度相差无几。利玛窦在中国的时候还绘制一本《世界地图》，对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了推动作用。我们今天中文里面使用的地理名词，比如说地中海、尼罗河、加拿大、地球、大西洋、亚西亚、罗马尼亚、古巴、赤道等等，都是利玛窦发明而沿用至今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利玛窦死后不久，中国人在满清的奴役之下，重新昏死过去，把西方的学问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鸦片战争的时候，还得从零开始

锺闻：当然，利玛窦的主要心思还在于传教。他之所以展示其天文和数学的知识，主要是想取得中国人的好感和尊敬，以方便传教——到他1610年去世的时候，他已发展了两千多名中国教徒了。

博雅：为了他的死，北京知识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神宗皇帝还赐给他一块墓地，让利玛窦安葬在如今北京的滕公栅栏，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院内，是明朝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墓地，安葬了许多来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及其他天主教教士、教民。这块坟地现在用来培养共产党干部，结果仅能保存利玛窦墓等的一小部分。1900年，义和团捣毁了利玛窦的墓，但是后来又重新修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京的红卫兵发现利玛窦原来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分子”，是殖民主义的先遣队，于是红卫兵们再将利玛窦的墓碑捣毁。

锺闻：有人认为，“明朝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利玛窦并没有什么大国在其后面撑腰。那个时候，哪里来的什么帝国主义的阴谋？”

博雅：其实这些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利玛窦死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已经进行种族灭绝活动长达百年了！欧洲进军中国，箭在弦上，只是时间问题。

锺闻：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社会里，皇权暴力始终构成了一切意识形态的主宰。任何宗教，只有在从属、依附乃至服务于暴力政权的基础上，方能寻找立足之地和有限的发展空间。

博雅：是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肤浅的。他们虽有“信仰”乃至“敬畏之心”，但这些都有现实的理由。他们拜天祭地，是希望迎接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他们敬祖尚宗，是期冀父慈子孝的宗法传统得以世代传承；他们景仰优秀的地方官员或者忠义之士，是因为他们曾经创造了物质上的实惠或者代表了人们心目的道德理想。可见，中国人所关心的不是形而上的宗教，而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哲学又是乐观而肤浅的。他们愿意接纳一切具有现实价值的宗教，也不排斥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人物。准确地说，中国人的信仰是人本主义的，是充满世俗温情的，任何原教旨的宗教形式在这里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锺闻：纵观历代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决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态度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奉行和传播怎样的教义，而在于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是否带来了实惠。

所谓“夷教”，入主中土，能否为皇权所容、所悦，是其落户生根的第一要务。西洋教派中，最早获准传入中国的是发源自东罗马帝国时期聂斯脱里（Nestorius）版的基督教，即景教；阿罗本（Olopen）当属西教东传的第一位教士。除译经之外，他还建立了大秦寺，被唐高宗封其为“镇国大法主”。唐王之所以对这位叙利亚人以国礼相待，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者，在西域传教期间深受当地人爱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语言和传播的宗教有助于有识之士了解西域情势，维护和扩大欧亚通好。时隔六个半世纪，来自意大利的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可谓继阿罗本之后，于元世祖时期推动西教东传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他选择了双向的上层路线，游走于罗马教宗和可汗之间，得以在元大都兴建了汗八里等四座教堂，将《新约》译成中文，推广天主教。

三个世纪过去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巧妙地突破了明朝闭关政策的拦阻，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在肇庆，为了得到当地官民的容纳，罗氏虽然削发披裟，打扮成番僧的形象，也曾协助地方官吏采办新奇珍物敬献皇宫，但他仍按捺不住指责释道之非，遭到佛教和道教两大势力的排斥。

利玛窦的中国之行，并没有甚多传奇色彩，但他的一本《交友论》颇合中国人的为人之道，因而在达官贵人赢得了“泰西儒士”的雅称。他彻底改变了传教方法，将宗教感化改为知识教育。这也得利于欧洲新进取得的知识进步。一方面，他认真研修中华国学，学习中华礼节，与士大夫进入了共同的语境；另一方面，他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尤以与徐光启合作译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而载誉中华史册。他以圣像和时钟奉献于明神宗，以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赠送于官员，由此不仅赢得了皇帝和朝臣的青睐，而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权力阶层认识科技、了解真实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博雅：利玛窦他将《十诫》、《主祷文》及《圣母赞歌》译成中文，同时也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这就脱离了一个传教士的本分，而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双向派”了。为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先是自称来自“天竺”，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而为了便于与中国的官员交往，他继而开始蓄发留须，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他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尤其以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而引发了国人对天文学和算学的景仰。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不容忍中国人敬孔祭祖的传统习俗，而利玛窦不惜蒙受违背教义的诘难，坚持与中国“和谐共存”。由此看来，他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结果却让中国文化征服了西欧——这在我们以后谈到的莱布尼兹和伏尔泰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锺闻：最后一位名声显赫的传教士非明末清初的德国人汤若望莫属。他素以“精于象纬，闳通历法”闻名朝野，同样与徐光启过从甚密，编译《坤舆格致》、《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民历补注释惑》、《大测》、《星图》、《恒星表》、《测食说》、《历法西传》等，将中国的天文历法科学推行了一个新的高潮。汤氏的一生，可谓“洁身持行，尽心乃事”，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羁狱之灾，原因是他执着于科学，而迂腐于官场，深深地卷入了宫廷政治的漩涡而无从自拔。
博雅：与其说他们传播了基督教，不如说他们开导了清朝；好在满清愚昧，蛮族不识好歹，否则早点开化，西方就会更早遇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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