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这还没完，利玛窦还有直接的导师和铺路人——耶稣会远东巡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8—1606年）经过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全新的传教策略，后来证明影响深远的，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利玛窦则是这一“文化适应” 政策的亲身实践者和开拓者。利玛窦采取了“学术传教”的方法；尊重中国的祭祖和祭孔的礼仪；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

正因为如此，中西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随后200年间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实现了东西两大文明全方位的交流。“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军事工程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酿酒业，等等）、艺术史（美术包括油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园林艺术，还有玻璃、珐琅及鼻烟壶的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史（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作用。

博雅：这是不错的。至于有人的以下说法，我认为是夸大其词的——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学科门类中，只要追溯其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小学生，从一入学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汉语拼音开始，到算术课上学的竖式计算法，自然课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物理学的杠杆、滑轮等等知识，无不来自那时的文化交流。诚然，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一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堪称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锺闻：为何说这是夸大其词呢？

博雅：因为利玛窦们的这些传播，后来其实都中断了、消灭了一两百年；十九世纪的重新传入，是通过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洋务运动实现的。

锺闻：确实如此，到了满清，康熙还将利玛窦所倡导的“文化适应”政策称为“利玛窦规矩”，作为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守的限制。现在人们更多强调了利玛窦的“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这一身份，很少提及他的传教使命。

博雅：其实利玛窦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他之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年—1607年5月11日），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被称为“利玛窦的铺路人”。

锺闻：没错。1580年，他在澳门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他自己称其为“经言学校”，利玛窦后来称其为“圣玛尔定经言学校”，当时不少传教士包括利玛窦在这所学校学习汉语。他最迟于1586年主持编纂了《葡汉辞典》，这是第一部汉外辞典，开了西方人编撰学习汉语词典的先河。罗明坚在1581年底至1582年之间用拉丁文译完了一本中国蒙学读物，有人说是《三字经》，有人说是《千字文》，还有其他说法。罗明坚花了约四年时间，用中文编写了《天主实录》，这是迄今可知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的中文著作。还有，我们都知道利玛窦在肇庆期间依照当时流行的世界地图，绘制了中文标注的《山海舆地全图》，一般人不知道，罗明坚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收集中国地图资料，绘制中国分省地图，回到欧洲后于1606年编纂成《中国地图集》，首次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的山河形胜。而更令学者们惊叹的是，他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四书”，这项工作，他在中国期间应该就已开始，回到欧洲后陆续在做，首次以西方文字展示中国儒家经典。

崇禧塔竣工后，罗明坚与王泮唱和，步其韵，做了一首《题塔》诗，他还写寓言诗《冤命不饶譬喻》，借用了 《孟子·梁惠王下》里的曾子“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典故。罗明坚是明代第一个用中文作诗的传教士，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一种策略还是发自内心？

他说：“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以便基督能赚得中国人’。”他到浙江绍兴路经韶州的梅岭，当时细雨沾襟，上到山巅后，就来了诗兴，吟了一首《度梅岭》：
乍登岭表插天高，果见梅关地位豪。
今日游僧经此过，喜沾化雨湿长袍。

再如他在白水山村写的一首诗，描画了村人暮归景象，应该也是即兴之作：
《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绿树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飞。
茅檐瓦屋清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

罗明坚学会中国文字后，读了不少中国经典作品，他写中国诗，翻译中国经典，画中国地图，可以看出他是认同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他传播中国文化，因为具有钻研的兴趣。

博雅：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更是具有开创性质——不止是第一本中文的“天主教教理书籍”，也是第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文著作。

锺闻：罗明坚于1584年编就印行的《天主实录》，是第一部西方人用中文撰写的著作。该书引论部分说，这是为了向那些给了自己极大热情的中国人表示感激，由于他不能给中国人金银珠宝，便向他们介绍“真理”。书中，罗明坚高度赞赏儒家的“仁、义、礼、知、信”的思想，称其为五种永恒的美德，并将仁、义、礼、知、信五个大字与拉丁文翻译对照刻在书的封面。该书第一次把Deus译为“天主”，中国汉语中的“天主”“宠爱”“天堂”“魔鬼”“赎罪”“地狱”“亚当”“圣水”“前罪”“礼拜”“世界”“真理”等词汇，均源于此书。书中文字通俗，道理也讲得很明白。该书印行二十年后的1604年，利玛窦撰写了《天主实义》，罗明坚的《天主实录》被禁止、被取代，但它在宗教历史上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的。

罗明坚在停留西班牙期间，把一份手稿献给了菲利普二世，这是中国《四书》的西班牙文译稿，也是西方人首次以“四书”这一概念将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返回家乡后，罗明坚以拉丁文翻译《四书》。他为何从事这项对西方人来说很费力的工作？

罗明坚翻译《四书》起意已久。罗明坚到中国后学习中国语言，接触了中国儒家经典，他的中国诗、他的《天主实录》，都可以看到中国儒家经典的影子，在《天主实录》中，罗明坚赞赏儒家的“仁、义、礼、知、信”的思想。罗明坚钟情儒家经典，既有迎合官员的因素，也出于他对儒家经典的认同。比如他在翻译《论语》时说道：“关于这本书，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当你初读《论语》的时候，感觉到这些教诲很空洞，当你重读一遍或者两遍之后，你会发现里面你喜欢的东西，如果你继续读，你会发现它们特别好。如果你能一直坚持读到最后，你的内心会得到极大的愉悦，即使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也会继续迫切地坚持读下去。”
博雅：这是因人而异的，例如我读《论语》，就发现那很世俗甚至有时显得低俗，和《圣经》的超凡入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锺闻：罗明坚认同阅读《论语》会使人感到愉悦，会给人很多人生的启迪。他到欧洲后翻译《四书》，并将西班牙文《四书》译稿赠送菲利普二世，固然有炫耀中国学问的因素，但主要动因是希望通过《四书》译稿，向欧洲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中西文明具有相通性，不应鄙视中国文明，中国儒家通过理性，可以了解天主教。

罗明坚参考《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简称《大明官制》）等地图资料，绘制中国地图，于1606年编成《中国地图集》，逐一绘制了明朝的两京十三省的地图，分别标注、介绍省、府、县的产业、矿山、卫所，涉及各省行政建置、经济、军事信息，这在之前的西方流行的中国地图中是没有的。罗明坚这部《中国地图集》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分省地图集，终结了西方绘制单幅中国地图的时代，开启了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集的先河。有人考证，后来欧洲人（如被誉为欧洲“中国地理学之父”的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参考过罗明坚的作品。

博雅：看到这里我很惊讶明朝的开放，可以允许外国人绘制中国地图。这在清朝和现在，都是不被允许的吧。

锺闻：确实，清朝是外国侵略者建立的，所以它没有安全感，处处设防，就像现在从外国入侵中国的共产党一样。百般限制中国的人权、处处阻挠中国的进步。

博雅：罗明坚和利玛窦之间的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可以给人什么启发？

锺闻：从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可以让我们更真切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南社会。晚明时期，包括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甚至在一些城镇、乡村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从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东繁盛的商业和重商的风习。

从罗明坚、利玛窦入住肇庆，获得各级官员的默许，还有此前容许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我们可看到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推动明朝中央政府调整对外政策。这显然比清朝宽松得多。伴随着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增多，这里的官员普遍较有开放意识，从官员们处理罗明坚等传教士的事务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一点。当时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到来存在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器物充满着好奇，有些人试图从殖民者和传教士身上获得利益。因为好奇和利欲，民众中的不良之辈，对传教士存在欺诈行为。当时的肇庆官府基本能做到秉公执法，没有因为传教士是外来者，就有所偏袒。我们从官府借助地方绅士处理官府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从传教士在肇庆的安危深受地方绅士的影响，可知由退休官员、宗族长老组成的绅士阶层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当时地方社会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博雅：为何罗明坚在中国时候和他的晚年都在不断地进行多种著述，但由于范礼安等人的干预，这些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和传播，只能以手稿的方式湮灭无闻？

锺闻：罗明坚是个悲剧人物。他本是天主教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肇庆传教团的“内政外交”，主要是由他撑持，可他从来不是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他方盛年，就被安排回到欧洲，并禁止重返中国，回到欧洲后，与他挚爱的中国和事业诀别，他翻译的中国经典、撰写的汉文著作、编纂的中国地图也不准出版。他主动将利玛窦引入中国，为利玛窦学习中国语言创造条件，后来以“兄弟”之名，将其带进中国内地，还为他积累不少人脉关系，但几百年来，他的形象在利玛窦高大的影子里淹没不见了！

博雅：看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组织里，人事关系都是决定成败的一大要素。

锺闻：没错。其结果，罗明坚反倒是以利玛窦的附属形象出现，甚至连罗明坚的名字也不被提及。造成罗明坚悲剧色彩的原因是复杂的，与他个性、识见有关，更与他所处的社会组织相关，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人，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行动者，他不愿花太多精力经营与长上的关系；另外他被替代的命运，也与他过去西班牙臣民身份不无关系，很多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博雅：好在历史记住了他——

罗明坚神父，原名米凯莱·鲁吉里，字复初，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法学家、汉学家。是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也是欧洲汉学的奠基人，与利玛窦是同工。在所着《圣教实录》中首先使用天主一词。

罗明坚1543年出生于拿坡里王国（今属意大利）史皮纳佐拉，具民法和天主教法律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并任职于拿坡里宫廷。1572年29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并报名自愿参与东方传教工作，为此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完成了哲学和神学课程。

1578年3月他离开欧洲，由葡萄牙王国里斯本乘船前往亚洲，同年9月抵达印度果阿，1579年7月（万历七年六月）抵达澳门，他遵守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神父的指示努力学习中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中文词汇，在学习过程中，他着手编撰了第一部《葡汉辞典》。1580年12月（万历八年十一月），跟随葡萄牙商人首次进入广州，结识了广州的海道副使和广东总兵。1582年12月（万历十年十一月），应两广总督陈瑞和肇庆知府王泮的邀请，罗明坚带领利玛窦、巴范济抵达当年两广总督的所在地广东肇庆，并在当地建立传播天主教的“仙花寺”。1585年11月（万历十三年十月），曾与麦安东跟随王泮前往江西、浙江绍兴等地考察；1587年曾往广西、湖广考察。1588年（万历十六年），罗明坚带着拟好的国书中文雕版，由澳门前赴罗马，计划请求教宗派遣使节觐见中国皇帝，要求批准在中国传教。

1589年罗明坚乘船返抵里斯本，受到热烈欢迎。但他回到罗马不久，正逢教宗西斯笃五世逝世，因此，罗明坚神父未能完成使命及再度重返中国。他在欧洲的晚年期间，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将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又着手绘制《中国地图集》，将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知识介绍到欧洲，对促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具有深远影响，他1607年5月11日卒于意大利萨莱诺。

继续阅读：第九章 西方汉学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