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沙勿略这位天主教传教士，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耶稣会创始人是“不倦的旅人”，那么沙勿略就是“无畏的航海者”。他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教士，也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被天主教会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

沙勿略，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贵族家庭，曾于巴黎大学就读，1540年出发东方传播福音，1542年到达东南亚，1549年到达日本，1551年到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最终没有进入中国内地，死在了海岛之上。享年仅仅46岁。后来他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在教会的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位福音信使像他这样，深刻影响传教事业的。

博雅：西方教会到东亚传教的开路先锋沙勿略，明明是个传教失败之人，为何还被教徒尊敬？

这可能与他的“不腐尸身”有关——

2020年12月3日是沙勿略瞻礼，往年的这个时候，成千上万信友都会前往圣人尸体存放地——印度果阿（Goa）慈悲耶稣大殿，进行朝圣。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型朝圣活动无法举行。因此，当天的瞻礼庆典通过网络和电视进行直播，除了读经员和辅祭外，没有其他信友参与。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这是400余年来的首次瞻礼直播，而世人也因此得以在网络上一睹圣人遗体的真容。

沙勿略于1506年出生在现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1537年晋铎，1540年受命成为首批耶稣会传教士，自1542年开始，在东南亚地区传教，曾到过印度、新加坡、马六甲、日本等地。而后他欲前往中国传教，于1552年抵达现广东省台山市上川岛，但因感染疟疾不幸于当年12月3日逝世，享年46岁。

起初，沙勿略的遗体被葬在上川岛，1553年2月17日，“圣克鲁斯号”要带走沙勿略的尸骨，挖墓开棺后，发现其遗体栩栩如生，不仅没有腐烂，还散发香气。当年12月11日，沙勿略遗体抵达印度果阿，被存放在当地的慈悲耶稣大殿，直到今日。

锺闻：沙勿略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和耶稣会的发起人罗耀拉的关系。1528年，罗耀拉作为高材生曾进入巴黎大学，在校期间，同信徒好友沙勿略等6人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交往密切。1534年，面对新教改革对天主教的冲击，忧心忡忡的罗耀拉、沙勿略等7人在巴黎大学附近的教堂公布成立耶稣会，反对宗教改革。他们十分清楚现有的罗马教廷已经腐化、麻木，如果不想被新教彻底取代，天主教必须革除“主教的慵懒、世俗的漠然、宗教仪式上的形式主义”，对现有天主教进行“彻底改革”。1540年，当时的教宗保罗三世承认耶稣会为正当信徒组织。

耶稣会被认为是一个军队性质的信徒组织，其第一任领导就是罗耀拉。罗耀拉当过兵，他十分清楚军事组织的优势，面对天主教的颓势，他就以军事结构来要求耶稣会，用他自己的话说，“（信徒）无条件服从上司，服从向导，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命令你们这样做”，“如果修会（耶稣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所以Goodban在《China in World History》中评价耶稣会“像一个军队，首脑被称为将军，会士无条件服从”。

耶稣会凭借军队模式，有了极大的组织调动能力，一时间成了天主教诸派别中最兴盛的一支。注意，虽然耶稣会成员多是西班牙人，但耶稣会的资助方是葡萄牙。

在挽救天主教方面，耶稣会实行的是失之于欧洲，补偿于亚非的策略，即耶稣会向海外非天主教区抢先传教，将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从亚非拉美弥补回来。所以海外传教成了耶稣会矢志不渝的追求，就是在这种宗教狂热下，耶稣会的创会元老沙勿略出动了。

博雅：如果从“军事结构的耶稣会”这个角度观察，沙勿略、利玛窦他们的言谈举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信徒）无条件服从上司，服从向导，唯一的原因就是命令你们这样做”，“如果修会（耶稣会）认为白的是黑的，那么，我们便把白的说成是黑的”——这就很像文革期间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锺闻：沙勿略这位西班牙人，1541年怀着传教的憧憬，踏上了开往东方的船只。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不到半个世纪。1542年中，他到达印度，随后东进到马六甲，此后一直在马六甲徘徊。一开始沙勿略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直到在马六甲遇到了一个叫弥次郎的日本流浪汉。弥次郎是日本九州萨摩人，在日本犯了杀人罪，乘坐葡萄牙船只流亡到海外。弥次郎在葡萄牙船只上，学会了一些葡萄牙语，所以弥次郎和沙勿略能进行基本交谈。弥次郎和沙勿略经过详细交谈，二人就成为刎颈之交。弥次郎教沙勿略日语，并介绍东方的情况。在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的地——日本。

8月15日，沙勿略一行到达萨摩，当时的萨摩领主岛津贵久接见了他们，而弥次郎充当翻译。弥次郎将圣母雕塑和其他宗教用品展现给岛津，岛津为了通商获利、获取西方火器，热情地答应了他们传教的要求。一开始沙勿略等人传播教义引起了日本人误会，日本人误以为耶稣会是佛教的新分支，所以当地人还较为接受，日本传统宗教势力也没有阻止。可当日本人和日本僧人发现这是西方新宗教的时候，在僧侣和佛教信众的强大压力下，岛津领主也开始采取禁教策略。

当沙勿略在萨摩受阻后，他开始转变策略，他知道旧宗教势力的强大，但他见到日本战国的混乱，十分清楚沿海日本领主对商业利益的垂涎，所以他开始借商传教。

随后，沙勿略从萨摩转向日本传统商港平户（在长崎）。当时平户的豪强是松浦隆信，是明朝中期海盗头子汪直在日本的合作者，平户就是倭寇抢掠财物的存储销赃地，所以商业发达，而松浦隆信也不拘泥于规矩，只要能通商获利，他都认可。

再说沙勿略，日本研究沙勿略的教授河野纯德说：沙勿略在平户的身份不仅是学者、圣职者，他更是受到当时最强大的商业帝国葡萄牙王国的国王聘用奔赴东亚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人的沙勿略受到了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

经过沙勿略沟通，日本购买葡萄牙火枪；葡萄牙运走日本的硫磺等特产转卖中国、东南亚；葡萄牙从中国购买丝绸、茶叶、瓷器转运他方。这就是一个以中国东海、南海为渠道的三角贸易，日本则称之为“黑船贸易”。

可当沙勿略传教刚有起色之时，在萨摩的麻烦又出现了。松浦氏对沙勿略保持了绝对的敬意，可松浦氏周围的有马家、大村家、龙造寺家，以及松浦领地内的佛教徒，进行了联合反天主教的运动，在强大的武力面前，松浦氏无奈只得放弃沙勿略。

这次借商传教的失败使得沙勿略认识到依靠武士传教的路线已经不可能，此后他游历京都，天皇的无能也彻底打消了他通过上层路线传教的希望。1551年11月，沙勿略离开日本返回印度。在日本传教失败后，他的目光转向东方宗主中国，因为日本人拒绝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经问过他说，“你们说天主教这么好，那么中国人为何不信它呢？”所以他认为只要中国改宗，中国周围的藩国例如日本等等一定会群起响应。

于是在1552年，他来到广东海域，想要偷渡入境，但在大明严格的海防面前，他被困在上川岛，12月孤独而死。

博雅：沙勿略是个悲剧人物。所以天主教会才将他称为 “东方使徒”、“传教士的主保”，1662年更被天主教冠以“圣徒”的称号。

沙勿略用自己的生命，给继承者确立了几个原则：一，贸易传教，就是用这种方法，此后到日本的传教士成功说服几个为了获取海外贸易而皈依天主教的九州领主，最著名的天主教领主就是大友家、有马家，这些大名甚至一度把长崎送给天主教当基地；二，不能完全依赖上层，此后的传教士并不单纯依附领主，而是也深入乡下，关注百姓疾苦；三，东亚传教的核心在中国，沙勿略等传教士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东方人反对天主教的借口就是“中国都不信，我们为什么信”？所以此后耶稣会的主要关注点就是让中国改宗，这也使得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前赴后继、对华传教。

锺闻：沙勿略的故事确实感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梦想进入中国。他于1552年8月搭乘“圣十字架号”（The Santa Cruz）抵达中国广东省外海上川岛的锚地。那时已有几艘葡萄牙船只在此地停泊。由于当时中国的海禁，这些葡萄牙商人只能通过走私者与中国人贸易。来到上川岛的中国帆船，运来中国内地的货物，返航时带回葡萄牙商人藏在舱底的货物。众所周知，沙勿略一直想秘密搭乘中国的船只进入内地未成。据沙勿略于1552年7月21日的信，“圣十字架号”来到上川岛的时候，沙勿略还带来一个同伴费雷拉修士（Fr. Alvaro Fereira）。他原来是一位年轻的贵族，于1548年11月加入耶稣会，在果阿圣保禄学院学习，当沙勿略准备去日本时命他一同前往并开始学习日文。他到上川岛以后感到胆怯和沮丧，于是沙勿略将他开除出耶稣会送回果阿。当时还有两位仆人在沙勿略身边。一位是印度马拉巴（Malabar）人克里斯多夫（Cristovo），另一位是年轻的中国人安多尼（António the Chinese）。他出生在中国，青年时代就去果阿圣保禄学院，从1544年到1551年一直在那里读书，其间有四年学习拉丁文。1552年他来到柯钦（Cochin），从这里他陪伴着沙勿略出发来到上川岛，见证了沙勿略生命最后阶段的种种事迹。

在上川岛停泊的葡萄牙船只，在完成了交易以后，陆续离开，只剩下“圣十字架号”单独停在岛上直至11月底。沙勿略一直等待的那个引路的中国商人始终未见露面，看来进入广东一事已经无望了。11月下旬以后，沙勿略突发高烧，可能由胸膜炎引起；又处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饥寒交迫；而藏身之所，只是一个空空的茅草棚。

11月22日，他试图避入“圣十字架”号船上，但因为船身在风浪中激烈摇晃，使他无法忍受，乃于次日重新回到岸上。一位善心的葡萄牙人把他转移到自己的小屋中，并帮他做放血治疗，但因手术不善，导致病人昏厥。至此他的热度增高，不能进食。

11月24日，他发出阵阵谵语，安多尼等一点也听不懂，很可能是他儿童时期说的家乡的巴斯克语。当时在他身边的有四个人：他的中国仆人安多尼、印度仆人克里斯多夫、一名混血儿仆人和一名叫桑切斯（Francisco Sanches）的葡萄牙人。沙勿略临终前的一天，他忽然充满同情地看着印度仆人克里斯多夫，三次对他说：“唉！你好可怜！”（Alas for you！）据安多尼事后记叙沙勿略弥留之际和临终的情形曰：“方济各神父举目望天，神色安详，微露笑容。他大声用他所熟悉的各种语言与我们的主对话。我听到他多次重复这样的诵句：‘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可怜我这个罪人！’（Jesu, Filii David, miserere mei; tu autem meorum peccatorum miserere!）他一直这样，直到病后第八天，11月28日，那一天，他甚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样又持续了三天，直至周四，他已经认不出任何人了，而且甚么东西也不吃。后来，他又能够说话，恢复了神志，但我只听到他在称颂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字，而十分虔敬天主圣三。他还重复着他常念的诵句：‘耶稣大卫之子可怜我！至圣童贞，天主之母，常怜念我！’他口念这一些诵句，直至周五夜里。天亮前不久，他快逝世时，我点燃了圣烛，把它放在他的手里。他口诵耶稣圣名，在极其安祥中，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造物主——天主。他于1552年12月3日，周六，在抵达印度十年以后，安逝于上川岛的一间草棚——而这草棚还不是他的。”

关于沙勿略逝世的日期在教会历史上一直有争议。据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年）》一书的译者梅乘骥神父指出：“迄19世纪末，虽然有所异议，但一般以《罗马日课经》说录之12月2日为准。后又有11月27日之说，但最后人们公认华人安多尼之说12月2日至3日夜间（午夜至黎明时分）较为正确。”
沙勿略临终之时，“圣十字架号”上的葡萄牙人，除一两个人以外，都借口天气寒冷，留在船上，对于他的病情漠不关心。在他去世以后，只有一人前来帮助安多尼，还有两个混血儿来料理丧事。他们将沙勿略平时主持弥撒时穿的祭披穿戴在他的遗体上，并安放在一个木制的棺木中。他们还在棺木中放置了四袋石灰，两袋在遗体的上面，两袋在下面，为的是让肉体和骨骸加速分离，以便将遗留下的骨骸尽快带回果阿。他们随即将棺木下穴，并用泥土覆盖。当时他们就知道这是暂时的处理遗体的措施，因为沙勿略生前曾表示过，希望自己能葬在果阿。尽管沙勿略在果阿只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曾说：“我本人不会回到果阿，但我希望我的遗体会留在那里。”

博雅：可怜的沙勿略，原来是个备受欺凌的巴斯克少数民族！这个早在印欧人入侵之前就住在欧洲的古老民族，在东方肯定觉得获得了解放！

锺闻：故事还没完——1553年2月17日，当装载着沙勿略遗体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十字架”号准备航行驶往马六甲的时候，忠心耿耿的安多尼就去见舰长，问他：“船长，方济各神父是一位圣者，他的遗体埋在这里，应该如何处置？”舰长说：“安多尼，我知道确实如你所说他是一位圣者。我现在还无法决定，因为不知道他的遗体能否运走。我将派人去查看一下，如可运，就运回。”几位葡萄牙人立即前往棺木埋葬地，破土开棺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遗体无任何腐败的迹象。“除石灰以外，既无臭味，也无异味。”有一个人快速地切割下一小片遗体上的肉给舰长检视。舰长下令将棺木搬运到船的甲板上，他希望在船体摇晃的情形之下石灰将使肉体和骨骸尽速分离。2月17日，该船扬帆驶往印度。

沙勿略的中国仆人安多尼也乘这艘船护送他的遗体直到马六甲。然后，他与传教士贝拉（Beira）一起前往摩鹿加群岛的摩洛岛（Island of Moro）。他于1556年回到印度，从1557年到1560年他在果阿教授望教者有关天主教的教义。晚年，他回到澳门，1578年受到范礼安的接见，范礼安称赞他是一名“善良和正直的老基督徒”。以后，安多尼就一直住在澳门的耶稣会会院以终余年。可以想见，他不止一次带领其他的传教士赴上川岛瞻仰遗址。

在上川岛上埋葬沙勿略遗体达两个半月的墓穴，后来成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的一处朝圣地。1553年，从日本回来的阿加查瓦修士（Fr. Pierre de Alcazova）途经上川岛，曾经在墓穴前虔诚祈祷。1565年，有八名耶稣会士和佩雷斯（P. Fr. Perez）会长抵达澳门，并在这里建造了一所神父的会院，后来它成为日本传教区的传教士的疗养院。1639年，澳门的神父们在墓穴上树立石碑，其中碑文之一为：“东方的使徒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曾葬于此地。”后来，石碑被当地的乡民推倒，他们以为下面埋有宝藏。1688年，耶稣会士罗斐理神父（P. Philippe Carossi）途经此地，才把石碑扶直。1700年，都加禄（Mgr. Charles Turcotti）神父和利国安（P. Jean Laureati）神父得到广东总督的许可，在距离墓穴4公里处建立一小小的住所，并在墓穴上建立一小教堂，同年3月19日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该堂石制的祭坛为周边各长3.45米的正方形，上立一十字架。

1813年，澳门的查主教（Mgr. Francisco Chacim）陪同当地人士前往上川岛墓地朝圣，其时，在1639年所立的墓碑尚在，但墓上的小教堂因为禁教时期无人修葺而倾塌。直到1869年，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省代牧纪肋明（Mgr. Guillemin）主教的关心下，教会又在上川岛沙勿略的墓穴上建立了一座歌特式的小教堂，它纵深20米，宽10米，钟楼高24米。法国王后安杰妮（Eugénie）捐献了一口漂亮的铜钟。不久，人们又在岛上的两个山岗上竖立了一个花岗石的大十字架和一尊沙勿略的铜像。

1553年3月22日，运载沙勿略遗体的“圣十字架”号驶抵马六甲，数以百计的人们拥到马头上，其中有船主以及沙勿略以前的忠实的朋友佩雷拉（Diogo Pereira）。佩雷拉早年生活在果阿。早在1548年的时候，他已经在果阿服务很多年了。他是一名著名的和富有的商人。1548年，他航行去暹罗；1551年又航行去中国。1552年，他本来要随同沙勿略作为使节前往中国的，但被马六甲的总督阿泰德（Alvaro Ataide）阻止。

人们将遗体搬到当地的山上的圣母教堂（Our Lady of the Mount），以前沙勿略经常在那里布道。据说人们没有将棺木带进教堂，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将遗体安置在临近教堂高祭坛的一个墓穴里，所以在这里又举行了一个简单葬礼。由于人们将沙勿略的头部举过胸部以使遗体更好地安放在墓穴中，由此折断了沙勿略的颈项，于是头部就显得更加地弯曲。同时，由于包裹沙勿略遗体的祭披往下沉落，拖到地上，塞满了整个墓穴，以致遗体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后来的对于遗体的医学检查报告一再提到这些损害。

同年8月15日，沙勿略在马六甲的继任神父贝拉（Fr. Juande Beira）一再要求下，人们从坟墓里重新掘出遗体，大家都觉得遗体应该得到更好的安葬。而果阿的教会也在声称沙勿略是属于果阿的。于是，佩雷拉将沙勿略的遗体秘密地带回到他自己住的房子里，在遗体上披上了一块华丽的亚麻布。这是先前沙勿略准备作为教宗和葡王使节与他一同前往中国觐见皇帝时呈送的礼物之一，并将遗体放到一个新的棺木中。1553年12月11日，在另一位沙勿略生前好友费尔南德斯（Diogo Fernandes）的帮助下，他们将遗体搬到来自果阿的舰长为洛波（Lopo de Noronha）的一条船上，安置在一个点着蜡烛和熏香的舱房里，这艘船于1554年3月16日回到果阿。

当船驶抵柯钦的时候，舰长洛波亲自划了一条快艇去通知果阿的耶稣会省会长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省会长立即通知总督阿方索·德·诺罗尼亚（Afonso de Noronha）。总督下令派一艘华丽的战舰迎接沙勿略的遗体，并将其运回果阿本城；省会长同时派出圣保禄学院的四名男孩陪伴着遗体一同回到果阿。雷美《果阿——东方的罗马》一书记曰：总督派出的战舰装饰华丽，在巴蒂卡拉（Baticala）与诺罗尼亚船长的船只相遇，所有的司铎和孩子们高唱着〈荣归主颂〉（Gloriain excelsis），他们来到甲板上，将沙勿略的棺木搬运到总督派来的战舰上，这时停在港口的所有船只都鸣炮致敬。

在舰经过科伯（Cobo）海岬的时候，人们将棺木放置在船头，上面覆盖着一顶用金线绣成的华盖。当舰驶近果阿时，三王堡（the Fort of the Three Kings）上大炮齐鸣，沿着曼多维河停泊的从海口到果阿内港的所有战舰也都鸣炮致敬。沙勿略的遗体沿着果阿河凯旋而归，这与他在十二年前默默无闻的到来形成鲜明的对比！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簇拥在一起，他们一边祈祷，一面感到悲伤。没有任何一位总督受到像这位躺在棺木里的圣人那样盛大的欢迎。

第二天，也就是1554年8月15日，有八条装饰华丽的专用舰艇组成的卫队，护送着装运沙勿略棺木的战舰，沿河而上直到吕班达。总督站在码头上迎接，在他周围站立着所有的海陆军官员。从码头通向圣保禄学院教堂的道路两边挤满了人群。运送棺木的行列最前面的是九十名来自圣保禄学院的男修生。他们一律穿着白色的祭衣，手中握着蜡烛，口中唱着圣歌，沙勿略的遗体被抬着缓缓前行。

总督紧随其后行走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那天，所有的教堂和官方建筑物都挂起了旗幡、横幅以及军旗。人们从窗户中掷出鲜花。沙勿略的遗体在圣保禄教堂显供三天，人群涌向教堂，向沙勿略表达最后的敬意，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至总主教和省会长不得不将教堂昼夜开放。尽管当时正值圣周，但所有的祭坛都装饰华丽，教堂的钟声响彻云霄，不绝于耳。所有的人都希望亲吻沙勿略的脚和手，或者用念珠和圣骨盒触碰他。异教徒或穆斯林们也混在人群中来到教堂，表达他们对沙勿略的敬爱，像基督徒一样，他们也称沙勿略为“父亲”或“圣人”。耶稣会省会长巴雷托写道：“我亲眼见到，人们亲手摸着圣人那沾满石灰但又散发着令人愉悦的香气的遗体。如果我不是亲眼见到，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总督诺罗尼亚在遗体运抵果阿以后的第三天，即1554年3月17日，下令他的私人医生以及当时果阿医学界的权威人士萨拉依瓦（Dr. Cosmas Saraiva）医生以及教区长里贝罗（Dr. Ambrósio Ribeiro）作出了医学鉴定报告。在上川岛和马六甲，人们埋葬遗体入棺时，曾发现遗体三度流出鲜血。当萨拉依瓦医生检查时，有两位耶稣会学者用力推了沙勿略心脏旁边的一个伤口，结果有血从里面流出，沾上了他们的手指。

在沙勿略遗体运回果阿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直保存在果阿圣保禄学院的小教堂里。沙勿略生前非常关心该学院的学生， 直到他去世时，仍视自己为该学院的成员。

1605年，耶稣会在南亚乃至整个东方最重要和著名的好耶稣教堂（Basilica of Bom Jesus）建成，耶稣会士决定将沙勿略遗体移往该教堂中供奉。事实上，在好耶稣教堂建成以前，果阿的耶稣会士已经风闻沙勿略必将被封为圣徒的消息。1624年，耶稣会士开始搬迁遗体，最初时将它放置在好耶稣教堂中的圣波尔日亚小教堂（Chapel of St. Francis Borgia），1655年才转移到现在的沙勿略小教堂。在1622年3月12日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1621—1623年在位）册封沙勿略为圣徒和“印度的使徒”以后一段时日内，几乎每年在纪念他逝世的那天都要举行遗体公开展示仪式。但后来，耶稣会的神父们发现遗体枯萎的速度在加快，他们便不再进行每年一度的遗体公开展示了。

1614年11月3日和1619年4月27日，教宗保禄五世（Paul V, 1605—1621年在位）要求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阿奎维瓦（Claude Aquaviva）下令将遗体的右臂切割成二段。第一次切割下的前臂，被送往罗马耶稣会总堂（The Church of Gèsu）供人们瞻仰和礼敬；第二次切割下来的上臂则被送往日本耶稣会会省；而沙勿略的肩胛骨则被切割成三块，分别送往柯钦、马六甲和澳门。当后来荷兰人攻入柯钦和马六甲时，前两块肩胛骨丢失了，而在澳门的那块肩胛骨至今仍然保存在圣若瑟修院的教堂里。1636年，果阿的耶稣会士将沙勿略遗体的内脏器官拿出，分往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但是，据耶稣会士巴亚德记载（Père Joseph Simon-Bayard），直到约1654年的时候，有人看到“遗体整个外貌看上去就象是活人一样”，以至当时前来瞻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房代尔（Mynheer Vandryers）惊异不置，立即改宗罗马天主教信仰。

耶稣会在果阿好耶稣教堂中特别设立了沙勿略小教堂和陵墓（Chapel and Tomb of St. Francis Xavier）。在小教堂的中央安放着沙勿略的壮丽的陵墓石棺。根据《东方征服史》（Oriente Conquistado）作者的说法，该墓的大理石的基座是由沙勿略的狂热崇拜者、出生于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托斯卡尼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科西莫三世（Cosimo III, 1670—1723年在位）赠送和委托定制的。在此以前，印度耶稣会省会长萨曼托神父（Francisco Sarmento）将沙勿略多年使用的一个枕头作为礼物赠送给科西莫三世，作为回报，科西莫三世则赠送了这座大理石石棺陵墓。大理石陵墓基座由出生于佛罗伦斯的晚期巴罗克著名艺术家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 1652—1737）设计，他的基本风格学自于巴罗克伟大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1680年，福吉尼监制了装饰板的雕刻工作，它具有纪念碑式的美感，因此受到人们极大的赞誉。这件作品被安放在公爵生前定制的陵墓、佛罗伦斯的圣罗伦佐教堂展览长达两年之久。1697年，它由两名工人陪同运送到果阿，被安放在现在的地方。基座上共有四块青铜的装饰板，描绘了沙勿略生平中重要的场景。四块青铜装饰板从墓的正前方只能看到一块（西边的），另外的在侧面和陵墓的后面，内容是：1）北：沙勿略向摩鹿加群岛上的岛民传教。其上铭文为：Ut. vitam habeant（That they may have life，他们将获得生命）；2）西：沙勿略手持十字架苦像，为一群摩鹿加岛民付洗，上面的铭文是：Nox inimica fugata（Hostile night put to flight。怀有敌意的黑夜将被驱除）；3）南：沙勿略在木筏上匆匆渡河，有一群暴怒的摩尔人正在用箭和石头追打他。上面的铭文是：Nil Horum Veneor（I fear none of these，我一点也不惧怕）；4）东：沙勿略在中国的上川岛逝世。他拥抱着十字架，赤脚躺在一间茅草屋的草席上，旁边是他两个门徒安东尼和克里斯托夫；铭文是：Marior in occasu,（Greater in the Setting 更伟大的还在后面）。现在的陵墓基座的外面由刷金的围栏紧紧包围起来，有人认为应该将木栏移开，可供人们欣赏青铜的雕刻装饰板。艺术史家们认为，这四块描绘沙勿略生平的青铜浅雕装饰板，明显地渊源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雕刻传统，尤其与佛罗伦斯圣洗教堂的青铜雕刻的“天堂之门”有某种相似之处。这说明果阿好耶稣教堂在巴罗克风格的艺术中接纳了两种来自意大利的传统，即罗马的和佛罗伦斯的。

安放沙勿略遗体的银制棺木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马斯蒂里（Marcello Mastrilli）设计。他本人也是一位前往东方的耶稣会士，于1637年在长崎殉道。这座银制的墓室长6.3英尺、宽2.1英尺、高1.2英尺。也有人说是用铅制成。它顶上是有一部分带有曲线的凸出花纹的装饰性的雕刻。上面有一个美丽的十字架，高达2.1英尺，两边各有一有翼的小天使，那个靠近圣人头部的小天使握了一颗带有光环的心。那个靠近圣人脚的天使则握着一块刻有圣人格言的牌子，那格言是：“呵，上帝，已经足够了！”（Satis est, Domine, satis est!）这是沙勿略感觉自己心中充溢着上帝之爱时的由衷的肺腑之言。这座银制的墓室最后由一位果阿的金匠以精湛的技艺于1635年至1641年间打制而成。它的四面都是科林斯式的小柱子，镶嵌板上镶着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沙勿略干枯的面容。墓室的金属外表都用植物形状的细花边作为装饰，上面精细地雕刻着丰饶的花果谷穗以及交织错综的花卉装饰。银制墓室还有着天鹅绒般的内衬，装饰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明亮的宝石。除此以外，银制的墓室上面还装饰有各种不同尺寸的松果，上面也镶嵌着亮丽的宝石。无论是花卉，松果和谷穗，都代表着周而复始的生命，也寓意着圣·沙勿略的复活。在银制棺木内覆盖着一条黄色的花徽，上面镶嵌着124颗切割成星星状的宝石。在这条花带的顶上两端有六条黄金色的流苏状小袋，内含有龙涎香。其中的一个现在已经不见了。

在以前，银棺里边还有一些极有价值的装饰物，但是在果阿当局驱逐耶稣会士以后，这些东西都被人摘下运到铸币厂里去了，代之以473颗宝石，但有学者认为其中有许多都是假宝石。银棺内的棺木长5.1英尺，宽1.5英尺，有三把匙可供打开。在棺木中还铺有一层薄纱，上面织着多种色彩的花卉，至今仍然保持着它原有的新艳。沙勿略的遗体至今保持完好，但是它变得皱缩了，只有4.1英尺长。1859年的遗体显供以后，人们请了果阿的首席外科医生以及内科医生对遗体作过一次检查，他们提出的官方报告指出：右边头盖骨上的头皮上至今仍有头发，尽管这些头发十分稀少；左边的头盖骨已经完全裸露剥蚀；整个脸上有一层深灰色的覆盖物，右边已经开裂，紧连着上颌骨的骨沟。

这种情况，很明显与1782年1月1日提出的检查报告中提到的挫伤是相符合的。牙齿的前部只有底下的一个门牙缺失了。两个耳朵都在，但是右臂已经失去。左手，包括指甲在内，都是完整的，在上述1782年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点。腹壁上覆盖着一层干枯的覆盖物，颜色发黑，腹腔内没有任何内肠。脚部上的覆盖物同样也干枯发黑，而其间的胫腱仍然清晰可辨；右脚上第四和第五个脚趾已经失去，脚部上的覆盖物以及其中的一个脚趾骨呈现出明显的有弹性的海绵状。

沙勿略的遗体上穿着一件极为珍贵的无袖十字褡祭披，上有精致绣花图案并镶嵌着硕大的价值极高的珍珠。这是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二世（PedroⅡ, 1683—1706年在位）的王后索菲亚（Dona Maria Sophia Elisabeth of Neuburg, 1666—1699）赠送的礼物，制作于1693年。沙勿略的头部没有任何覆盖物。根据《东方征服史》一书的说法：沙勿略本人的扁平的风帽，已经送呈索菲亚王后，王后经常在她本人退省、避静或禁食的时候带上这顶风帽。王后亲自在这件十字褡上绣上了族徽和一句铭文：“Suo S. Xaverio Maria Sophia Regina Portugalis”。在沙勿略的右边平放着一根棍棒，上面镶嵌着194颗祖母绿宝石，朝着他的脚部放着一个金色的大纹章，它的正面是葡萄牙的国徽，下面的铭文是“D. Francisco Xav. Indiarum Apost.et in Orient. Defensore recens assump. duc. An.D.M.M.D.CXCIX.”，它的反面是葡王佩德罗二世的肖像，上面刻的字样是“Petrus, Rex Portugalis”。

博雅：沙勿略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却不知圣经上耶稣亲口说的“基督是大卫的主”——由此可见，他对“基督的奥秘”其实是欠缺理解的，结果就使自己陷入了偶像崇拜的迷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天主教会的整体问题。看看上述故事所呈现的病态狂热，多像共产党国家的僵尸崇拜！

锺闻：等等，还有后续呢！在沙勿略遗体被送到果阿以后的最初阶段，负责保管遗体的耶稣会士们经常向公众展示。根据英国旅行家傅莱（Dr. Fryer）于1675年的记载，遗体每年要作一次显供，并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鲜润。显供经常安排在圣人的主保节日，神职人员要举行场面华丽壮观的隆重的宗教仪式。他这样描绘这一天的景象：当我们坐在船上沿河而上时，我们看到果阿。耶稣会所属的教堂的钟楼上到了晚间都要举灯，在数量和光彩上均可以与天上的星辰相媲美。

二十年以后，另一位旅行者卡莱里（Gemelli Careri）访问果阿。他发现，从九年以前开始，果阿的居民已经不再每年都瞻仰沙勿略的遗体。他这样写道：自从教宗将圣人的一条手臂割下以后，其余部分的遗体就开始腐败了。就好像圣人自己对这件事很不高兴似的。因此，自从九年以前，耶稣会士就不再将遗体每年都公开展示，只有总督和其他尊贵的人士才能看到。我尽可能地游说总督运用他的权力让我瞻仰沙勿略的遗体，于是，在某一天的早上，我终于见到了这神圣的遗体。

事实上，以上两位旅行者的记叙也不尽准确。耶稣会不是不让群众瞻仰遗体，而是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将它陈列出来显供；也不是因为教宗下令将沙勿略手臂切割下来以后遗体才开始腐败。如果情况如上所述，人们早就会采取预防措施了，遗体决不会如此经常地公开展示。真正的停止经常显供的原因是：由于大众过度热忱地要想拥有遗骨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很可能对遗体造成伤害，所以耶稣会后来只让一些高层人物单独地参观遗体。但即便如此，这种特权后来也被收回，1755年4月2日，葡王致信果阿当局，明令禁止这种做法。很可能因为这些人士的轻率的和过度的虔诚和热忱，也对遗体造成一定的损害。从那时起，没有葡萄牙本国政府的同意，就再也不能将遗体向公众展示了。在后来的一百年中，遗体只在1782年和1859年作过两次公开展示。有关前一次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但是后一次则留下了许多公私历史记录。《果阿城市考古历史》这样写道：

1859年沙勿略遗体的公开展示始于12月3日，仪式庄严肃穆，华丽壮观。这天，天主教会庆祝这位圣人的主保节日。从这天开始以后的好几天里，如此之多的人汇集到这里，人们渴望亲吻这位伟大使徒的脚，以至好耶稣教堂必须日日夜夜向人们开放。前来崇拜的人群来自这个国家不同的地方，络绎不断，与日俱增。当局不得不将遗体公开展示的时间延长一个多星期。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因为没有亲吻到圣人的脚以及看一眼圣人而失望地离开。估计有二十万不同民族和信奉不同宗教信条的人士从印度各地赶来敬拜这位使徒。在那段时间，果阿旧城似乎从荒墟中崛起，充满着生机和荣光，恢复了它在全盛时期的景象，那时的果阿是东方贸易的商业中心。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圣人小肖像以惊人的速度销售出去。据称一些印度教徒在听说了圣人的神迹以后，决定改宗基督教，许多患了顽症的基督徒则因朝拜了圣人而恢复了健康；由圣徒神迹干预而使病人恢复健康的例子产生了如此之大的轰动效应，以至于有几位娴熟技艺的内科医生也想探个究竟。他们一致声称这些人疾病的治愈是因为超自然的原因。遗体的公开展示于次年1月8日正式结束，其时，果阿各大要塞的大炮施放震耳欲聋的礼炮，而各大教堂也钟声齐鸣。

比较近的一次有关沙勿略遗体的瞻仰的记录是1952年的记载。这年2月28日，雷美在有人陪同的情形之下亲眼目睹了遗体：

沙勿略的遗体穿着一件绣金丝的十字褡（Chasuble，即神父在行圣餐礼时穿的无袖的如提琴形状的宽松长袍）。上面镶嵌着珍珠。它是16世纪方济各会修女在卡兰札勒姆（Caranzalem）修道院里缝制和刺绣的。现在的方济各会修女们又绣制了一条弥撒带放在圣人的左臂上，圣人的左臂收拢安放在胸前。我注意到圣人的手指是弯曲的，好像紧握着甚么东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圣人腿上的皮肤，那双脚因为干枯而皱缩起来。我也看到了沙勿略的脸，嘴巴半张开，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两颗很白晰的牙齿。他的左脸边上的皮肤从头盖骨以下部分都已消失。在那条被拿走右臂的地方放着一根马六甲白藤手杖，手杖有一根银制的头饰。

关于这根手杖也有不寻常的来历。1683年，印度马拉底人（Mahrattas, Marath）首领沙姆哈吉（Sambhaji）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果阿。当时的果阿总督塔沃拉（Francisco de Távora, conde de Alvor）所率守军仅几千人。交战前夜，总督将他的官杖（即白藤手杖）以及葡王给他的任命书都放进了沙勿略的墓中。不久，沙姆哈吉的军队不战而退，事实上的原因是马拉底人的本土遭到了莫卧儿王朝进攻，但果阿的葡萄牙人却愿意将果阿的保全归功于沙勿略的保佑。以后每任总督在离任以前都会将官杖留在沙勿略的棺木中，新总督到任以后，先向市政厅出示委任状，然后便到好耶稣教堂，从总主教手里接过官杖，这已经成为传统。

雷美在描绘了沙勿略的遗体以后继续写道：

我个人希望不要经常使用这三把钥匙。1878年和1922年对于遗体的检查报告表明，由于大规模朝圣的原因，遗体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作出这种行为的有基督徒，也有外教人。在1859年11月3日至1860年1月6日之间，约有十七万以上的朝圣者前来亲吻遗体的脚，很容易理解圣髑不能经受如此之大的压力，也不能被如此长久地对待，即便这些朝圣者的行为不像卡龙姆太太这样狂热。新的朝圣方法是：朝圣者可以透过玻璃的棺木注视圣人的遗体，一边默默祈祷，不允许直接触摸圣人的遗体，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我还看到一个木盒，上面镂刻着银丝，里面是沙勿略随身携带的可移动的祭台以及一件祭披。我还看到一本老的用柯坎语（Konkanin）写成的基督教教义书。它于1616年在拉肖（Rachol）印刷，作者是斯蒂芬神父（Thomas Stephens）。他追随沙勿略的脚踵，于1579年4月4日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是已知的第一个踏上印度西海岸的英国人。

2006年，适逢沙勿略诞生五百周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位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方济各·沙勿略的事业失败了，但为甚么成千上万的人们成群结队前往果阿瞻仰他的遗体？”印度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曼那切雷（George Menachery）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时代杂志》本身对于沙勿略的评价来回答，即他是一个“传教士、探险者和英雄”。作为一名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历史人物，沙勿略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是，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他做到了放下自我，完全追随主的旨意。诚如依那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所说：“上主，请受纳我整个自由；请接受我的记忆、理智和整个意志。凡我所有，皆你所赐，我今完全奉还，凭你任意处置。只求赐我，圣爱恩佑；我即富足，别无他求。”

博雅：可怜的沙勿略，生前被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欺负，死后还要遭到教会的展览卖钱、教宗的切割腐烂……真是遇人不淑、死不安宁。

锺闻：据菲格雷多《沙勿略史医硏究之尝试》一文记载，一五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马六甲总督阿泰德怀着复仇的愿望等待着沙勿略遗体的到来，在奥德洛玛利亚敎堂的祭具所门口挖了一个很小的墓穴以便能更“好”地用脚将坟土“踏实”。沙勿略的遗体被从棺材中取出，用力地放进墓穴。安放者用力之大以致沙勿略的颈部被扭曲，“鲜血当时如同从血管涌出一般”，然后，塡盖墓穴时，他们则用力地踩踏坟土。

五个月过去了。八月十五日晚，又一次把坟墓掘开。沙勿略的尸体和祭物保持完好并无腐烂。只是盖在脸上的白巾和垫在头部下面的枕头被“鲜血浸泡”。因为墓穴很小，所以沙勿略的遗体就如同任何可怜人一样无法仰卧完全伸展就毫不奇怪了。这样来放置尸体无疑会使颈部曲折，双股、双腿和双脚的位置被迫要适应狭小的墓穴的规格。第二次掘开墓穴后，发现由于可能颈骨折断和被强硬扭曲而致使颈部出血，鼻子被“压扁”，“右肋折断”。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进行的检查发现，遗体缺少三根颈骨，鼻骨脱臼向后，右脚跟骨脱臼向内。这一切现象使人们认为，安葬时尸体是向左侧倾的仰卧。

苏沙说：“左侧的一伤是由于尖石头所致，石头随着木锤击土的力量刺入躯体的左侧”。这伤可能是在脸的右侧，而不是在躯干也不是在腹部，因为寿衣保存完好无损。佛尔南德平托（Fernco Mendes Pinto）说: “寿衣还很新，好像刚做成的一般”。一七八二年一月一日开棺记录上确实报告说，死者的脸已无肉，但是，面貌完整仍被皮包着，“除右侧有一瘀伤外”。一八五〇年十月十二日的医检记录说“整个脸被枯干的暗色的皮包着，在脸的右侧有一伤口，似乎同一七八二年一月一日的开棺记录所指的瘀伤处相符。”尸体从墓穴处挖出来后被卷缩仰卧放置，可见尸体并未僵硬。这可算是“群氓争睹的奇迹”了！

博雅：你为何不厌其烦地讲述沙勿略的故事，甚至对细节也充满了兴致？

锺闻：我是想把利玛窦的故事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说明利玛窦的出现及其成就，决不是孤立的。

博雅：就此而言，你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继续阅读：第八章 利玛窦导师和铺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