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我们的重点人物、明朝来华的“文化交流大使”、意大利人利玛窦，就是由耶稣会差派的、学养深厚的传教士。

我列了一个利玛窦在华传教活动的大纲——

韶州2年、韶州强盗行动

1589年从肇庆移居韶州。1590年遇一群强盗20多人行劫，利玛窦等4位神父勇敢抵抗，击退劫匪，利玛窦等只受了轻伤，事后罪犯的父亲，妻子，孩子都来向他们下跪，请求宽恕，利玛窦等本着基督教“爱你的敌人”也请求宽恕，法官判首犯死刑，从犯三年苦役。市里要人们一个接一个看望他们，南雄知事送来草药，驻军派来卫兵，利玛窦等以德报怨取得居民爱戴。

两位神父先后于1591，1593年去世，罗明坚回国。利玛窦前所未有的空前寂寞，成了沙漠中绿洲。

南昌5年、折回南昌

利玛窦在南昌受到建安王的尊敬和接待，见到了建安王，完成《交友论》，为北京之行打下基础。

再抵南京

1598年利玛窦，利玛窦再抵南京，同年9月，第一次来到北京，是沿运河水路到达北京。没想常驻北京，冬天撤回苏州。

1599年住南京，1600年遇见宦官马堂，引见皇帝。1601年利玛窦在天津接到圣旨，皇帝提供八匹大马，30个脚夫，沿途免费，到达北京，礼物一览——
时画天主圣像
古画天主圣母像
圣人遗物，各色玻璃，圣十字架
万国图
自鸣钟大小各一
大西洋琴
珍珠，犀角
大西洋布5匹
大西洋大银钱4个

皇帝看到画像惊叹，“这是活佛呀”，意思“真正的上帝”，皇帝把圣母像送皇太后，画像收进宫内库房。

自鸣钟引起神宗皇帝极大兴趣，他命从20-30个懂数学的宦官中，挑选4个3天之内掌握调试自鸣钟技术，三天到，自鸣钟响了，皇帝满面春风，4个宦官官进一级。
皇帝命宫廷画家给神父画像

大西洋琴，四位乐师拜访神父们，请教，乐师比数学家地位还高，利玛窦应邀写了“西琴八章”，赞美道德，流传下来，直到1640年崇祯帝时出了故障，还命汤若望神父进宫修理。

1601，皇帝终于下诏，允许利玛窦长住北京，从此，西方与中国开通了文化交流渠道。

利玛窦1610年病逝北京，赐葬于北京，死时58岁，未婚，无子女，独居，死时旁边无人，事后发现他是坐着去世。

博雅：利玛窦被人称为“科学+宣教”——

1583年，利玛窦从广东登陆，先在中国南方宣教十八年。当时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恩准，他就从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方面开始入手。

万历24年（1596）利玛窦在南昌准确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的预报则有误差；这样，利玛窦在万历29年（1601）1月终于得以进京。他又预报了当年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然后在万历31年（1603）预报了5月1日发生的日食。利玛窦精湛科学知识，正是期望富国兴邦的皇帝和臣属所寻求的。

利玛窦与明朝重臣徐光启（教名保禄Paulus）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此外还有《远西奇器录最》、《西儒耳目资》、《交友论》、《日晷图法》、《两仪玄览图（世界地图）》等。他们多次修订的《世界地图》挂在皇宫里；他们也举荐传教士参与修订中国历书。

利玛窦为皇帝献上自鸣钟、坤舆万国地图、西洋琴等，当然还有圣经。万历皇帝尤其偏爱自鸣钟，让利玛窦留下，也是为了有人能维修自鸣钟。利玛窦不但学习中文，也学明朝官员的装束，穿上汉服；加上他奉公守法、学贯东西，成功地打破了明王朝延续了二百年的戒律——“外国人不可在京居住”，皇帝特批他有北京长期居留权，他也像中国官员一样，领取朝廷俸禄。

利玛窦丰富的知识和谦卑的人品，让他在文人和朝廷命官中“广结善缘”。这些人很想了解外部世界，也都乐意学习新知识。这与入清以后的日渐野蛮的局势完全不同。

当然，清朝也非一无可取。1990年代中期，在南加州的一个小博物馆（Bowers Museum）展出了康熙写的一首诗：“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可惜他为了独裁权力，后来虎头蛇尾，放弃了基督信仰。

锺闻：明朝中后期，中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但北方强敌压境，朝廷内部的腐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想破除祖宗成法，撇弃空虚不实的理论，透过社会改革来富国强军；那些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军事、造器等，都受到重视。

在西方，在天主教内部改革后兴起的耶稣修会，正趁着大航海的世界潮流向东方进发，他们携带的西方技术和知识，正是中国实际需要的资源。

博雅：利玛窦也在上层士大夫中谈论圣经。到了万历33年，北京已经有数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他和李之藻（科学家、翻译家）、杨廷筠，号称“圣教三柱石”。

利玛窦与他们合作，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基督教著作、还有介绍西方文化的《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他还得到皇帝特许，在北京城内建起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后来被称为“南堂（宣武门）”，目前是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利玛窦生命的最后十年，自1601年进京到1610年去世，是他传教的黄金时期。他写过十九封信，向欧洲介绍中国，也期望继续在华的事工。后续来华的耶稣会士因此也多采用“利玛窦模式”。

但是恕我直言，利玛窦的“顺利成功”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因为他对基督教进行了根本的“修正”——“隐藏了十字架的奥秘”。这一修正的后果严重，甚至在新教的《和合本圣经翻译》里，都留下了许多痕迹。这个说来话长，但是只要看看那些“或作”的小字，就略知一二了。

锺闻：虽说如此，但正因为利玛窦采取了“合儒”、“补儒”的策略，中西文化交流才得以展开。本来朝廷规定，过世的西方宣教士要被统一葬在澳门。利玛窦去世后，明神宗却破例亲赐一块地，准其被葬在北京城，如今，他的墓地在北京“市委党校”内，墓碑正中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在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

博雅：这里也有宗教以外的因素。明朝来华的耶稣会士，已将火炮介绍到中国。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奴儿哈赤率十三万大军包围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时，明守将袁崇焕在城墙上架起“红夷大炮”，八旗铁骑在炮火下兵败如山倒；奴儿哈赤也受重伤而死。

锺闻：耶稣会中人才济济，在明、清两朝，除了利玛窦和南怀仁，还有其他的耶稣会宣教士，也是朝廷的命官，比如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年7月19日—1766年7月17日），他留下了许多清廷画作；天文学家、圆明园的设计师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年10月8日—1774年10月23日）；制造玻璃器皿和眼镜片的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94年7月15日—1720年7月24日），皇帝批奏折时就戴着他制作的眼镜；还有用奎宁治愈康熙的疟疾恶疾的耶稣会士，以及许多宫廷的工匠、乐师。这些耶稣会士受过严格的科学和神学训练，始自十六世纪后期（明末清初），在近二百年的期间，有472位耶稣会士在华，更多人辛苦耕耘，始终默默无闻。

天主教的大一统架构，和中国皇帝家天下的系统，似乎有些相似之处，其实根本不同。早期的耶稣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用“西方科技”与“本土化”相结合进行传教，在中国皇帝的允许下，进入了中国社会，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也建立了教会（西什库教堂等等）。甚至孝庄太后和康熙本人，也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
博雅：实际上，天主教的教区制度，还是现代的代议议会民主制的前身。

锺闻：耶稣会当年努力进入中国，比两百多年后跟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进入中国宣教，要更加不易。耶稣会士的人格素养、殷勤工作和克己谦卑的人品，都得到民众的称赞。而后来跟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则很难再得到上层的信任，所以他们多数都进入社会的各阶层、包括底层去传道。

罗马教廷的“中国礼仪之争”，其实来自其内部的矛盾与争竞，后来也有不少教内人士反省此类禁令。可惜，直到两百多年后的1939年，罗马教廷才最终改变了当年的决定。

博雅：负有原罪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与教会，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不过，从中世纪教宗的专权，到耶稣会在中国宣教努力，社会在进步，教会也在与时俱进。今天的政体和教会的权力受到更多的监督，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坚韧不拔的福音拓荒者——耶稣会的宣教士们。

锺闻：我看记载说，利玛窦终身未能回到故乡，他在书信里感叹，“我们在这些国家，就象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有时是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

自从1578年3月离开欧洲，利玛窦终身未能回到故乡。在数万里之外的中国，他有时也会怀疑向天主献身是否必须远赴海外。对于度过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绘制的中文版世界地图上，惟一有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马切拉塔所在的省）。

仿佛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开日本信仰之门的耶稣会士，在当年12月2日死于珠江口一个名叫上川岛的小岛上，也未能实现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在经商之外，还在教宗领地内和别的地方经营产业。据说他还热衷地方行政，代理过马尔凯地区的区长。利玛窦是众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长子。

父亲把儿子送往罗马去学习法律，但马太（利玛窦本名马太·利奇）抵达罗马后不久就开始过严格的修士生活了。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稣会。他知道父亲对他另有期许，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请求同意。乔万尼大吃一惊，马上动身去罗马，但他在出发后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于是就返回家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赞成他的选择。

博雅：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仿佛一个重大启示，刺激了传教士们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像一片待垦的处女地。一些进入中国的鲁莽尝试失败后，有的传教士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这样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勇于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传教方式不做狭隘的规定，却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所在国语言。他认为传播信仰过程中，暴力和军队不是必须的，相反可以带一些农业专家、工程师和内外科医生去当地。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显着的努力。
锺闻：1572年秋，利玛窦在宣誓后进入罗马学院。由于彼时到海外传教的热潮，当他听说将增派传教士去东方“远征”时，就静不下心来读书了，未及完成学业（数年之后他才在印度完成神学课晋铎），他就要参与其中。

耶稣会会长恩准他前往洛雷图圣殿参拜，好在途经马切拉塔时与亲人告别。但他急切之极，放弃了见父母的机会，也许他当时没有想到，这原本会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578年，他们一行14人在里斯本启程，往远东而去。

接下来的那些年，他过着一种带有《圣经》事迹色彩的生活，孤独地穿行在无数异教徒中。

后来，身在中国的利玛窦争取每年给家人写一两封信。尽管他常常写两份，分别经由葡属印度果阿和菲律宾马尼拉两条路线发送，这些信件还是时常遗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的劫掠。所以后来他渐渐习惯以6—7年为一个时间周期（从发信至收到回信）。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影响到他写信的动力。1594年，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此漫长的往复不仅意味着形势的变化会使得信件内容失去意义，“而且，……我时常想，我写了那么多关于这里生活的长信，收信人却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

最富有悲剧性的正是关于亲人的消息。1593年，利玛窦写信给父亲时已有15年不知道双亲的音讯了（他们只是在15年前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后给他发了封信）：“要是不那么麻烦的话，我就能知道家里的近况和你们是否依然健在，那我会是多么快乐啊！”3年后，他从意大利的一位密友处获知双亲去世的噩耗，连着做了好几次弥撒表达哀悼。但这个他无法求证的消息并不确切。1605年，利玛窦又震惊地获知父亲仍然健在，兴奋难抑，他马上写了封极其热忱的家信，并概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成就。结尾处他写道：“我不知道这封信究竟会是在地球上找到你们呢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你们写信。”

真的是在天堂。当这封信抵达马切拉塔时，父亲乔万尼·利奇已经过世了；而当报告这一千真万确之死讯的信回到他所在的中国，利玛窦本人也已经死了。

博雅：这个故事真是催人泪下。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罗马教宗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继续阅读：第七章 传教士的主保沙勿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