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形成了天主教会领导之下的耶稣会。

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的传播蔓延扩大，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权势。不过是短短一代人，到16世纪中叶，路德教在德国中部和北部，在北欧和东欧一部分国家中占有优势；加尔文教在瑞士、尼德兰、英、法以及德国西南边境等一些地区广为流行。

博雅：天主教会为了挽回颓势，开展了一系列“反改教”的活动。即加紧进行天主教会本身的整顿和改革，以及反对宗教改革、阻挠新教的活动。就像国民党的清党、共产党的整风。欧洲天主教的教权衰落，从亚历山大六世时期开始，天主教奢侈、糜烂、放荡无羁、臭名远扬，但教宗尤里乌斯二世（1503—1513）和利奥十世（1513—1521）等，集双重性与矛盾性于一身——他们一方面特权、腐化，反对改教、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也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教宗利奥十世为了缓和矛盾，曾减低教会征税额。他主张排干沼泽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农耕，在罗马城严禁垄断和囤积居奇；他主张控制食品价格，改善罗马城街道与交通的管理。

锺闻：罗马教宗保罗三世（1534—1549）为了扭转教权危机，加紧了进行天主教会的改革和阻挠镇压新教宗教改革的活动。保罗三世积极整顿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惩办贪污腐化，以及渎职和严重违反教规的教士，不再增加神职人员的薪金待遇，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停止兜售赎罪券等。

他特别把热心于天主教会改革的人，如孔塔利尼、迦腊法、萨多来托等人安插到枢机主教会议之中，委派他们同别人组成“九人委员会”，审查教会，专议改革措施，力图提高教会威信。各个委员都主张行政上和道德上的改革，但方法互异。孔塔利尼主张同新教实行调和政策，但迦腊法却认为对新教应严加遏制，不可姑息。

1536年保罗三世发布通谕企图调和分歧，于1537年在伦巴德的曼图亚召开会议，教宗授权会议选出一部分枢机主教成立专门机构，就教会内部弊端提出报告。专门机构在当年秋将报告书呈交保罗三世，指出在罗马教廷之下，许多不称职的主教、司铎工作松懈，俸禄过高以及腐化堕落等问题，强调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

1537年到达罗马后，依纳爵·罗耀拉等人因战争而无法达成去耶路撒冷的计划，其成员逐渐涉足于意大利饱受战争和社会创伤折磨的社会中去对困难中的灵魂进行救助，并逐渐获得名声。教宗说“他们的圣地不在大卫的耶路撒冷而在彼得的罗马”，罗耀拉接受将这一团体建成一个宗教修会的建议。即基督的团体（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之名直到1544年才出现。

耶稣会成立以后就积极展开社会活动，主要集中于使纯净的基督徒生活和信仰在信徒的心灵中获得提升这一目的。通过公开布道和宣讲主的福音，对信仰进行宣传；通过精神的训练和慈善工作，更主要的是对孩童和没有文化的人进行教育，听忏悔等。

在活动中，体现了依纳爵·罗耀拉“帮助心灵”（help soul）的理想，耶稣会士积极介入世俗事务，在行动中，寻找主、追随主。“对耶稣会，罗耀拉不仅仅是想在沉思默祷和积极行动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而且他创造性地将其活动范围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社会领域中都进行了扩大。耶稣会的人数也突破了最初教宗为其设定的60人的规定而日益膨胀，到罗耀拉去世时已近千人，以后还继续扩大。

博雅：耶稣会的诞生虽然不是为了直接反对宗教改革，“但他们兼具能力和奉献精神”——而且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恰当的地点。他们的组织效率以及他们与教宗和教廷的紧密联系，使耶稣会成为天主教复兴和反宗教改革最锐利的武器。

锺闻：在各地教俗官方的邀请下，在耶稣会杰出的教育家纳戴尔（Jeronimo Nadal）制定的墨西拿计划（Messina Plan）以及后来耶会制定的“教学计划”指导下，带有罗耀拉强烈的精英教育意识下，耶稣会办学活动在整个天主教世界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整个欧洲来看，“1556年以前39所，到1607年接近300所，在18世纪中期达到669所”这些大学和学院的建立，为培养天主教世界信徒对天主教信仰的虔诚和忠诚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在罗耀拉“愈显主荣”和“帮助灵魂”思想指导下，耶稣会刚刚建立，其创建者之一方济格·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就协同两名伙伴，到葡萄牙所属印度果阿（Goa）地区，为扩大天主教影响而远涉重洋到外传教。后在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便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因此天主教士也把西方知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博雅：天主教会在塑造自己适应变动的社会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近代世界的塑造过程，通过向新发展的海外世界的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播到了亚、非、拉美各国，这对近代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锺闻：是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天主教自身的改革更新。今天主流基督教派，已经与天主教会恢复了“兄弟教会”关系，不再指控对方是异端、魔鬼了。改教运动的冲击波，不但冲破了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带动了天主教内部的反省与改革。

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强力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帝国”的道统。1521年，查理五世邀请改教者路德去沃木斯（Diet of Worms），在帝国会议陈述观点。路德当众宣告，除非能用圣经来证明他的错误，否则绝不妥协。于是教廷发布了一个敕令，宣布路德是异端和罪犯，勒令路德三日出境，三周内返乡。这之后路德在城堡中发表了许多文字，与教廷正式分道扬镳。

博雅：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查理五世果断处死路德，就像如果蒋介石能够毅然斩杀毛泽东——那么历史就会改写了。

锺闻：可惜历史无法穿越。1527年，查理五世派兵进攻和洗劫了罗马城，原因是教宗克莱蒙七世，参与了佛朗索瓦的反查理五世同盟。

许多人将此次进攻，看成是神对罗马教廷信仰崩溃与道德腐败的惩罚，查理五世在对付新教的同时，也强烈敦促天主教内部的整顿。

查理五世南征北战多年，在1552年因战事失败，与新教的贵族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承认了新教的合法地位。

博雅：新教的发展兴旺，让天主教内部也开始反省自身的腐败问题。当时的“整改”分内外两面，对内是要更建立更严格的规范，更注重神职人员的道德操守；对外则是要施行更有力的对策，来对抗宗教改革的大潮流。这场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 Redormation）。目的是重塑天主教的神学和信仰权威、也革除内在积存的弊端，更新天主教系统的内部。

锺闻：特兰托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隶属查理五世的统治范围。历时十八年的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是一个标志性的会议。

从1545年到1563年，会议分三个时间段召开。其目的，一方面是对抗高涨的宗教改革浪潮，申明信仰、重建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同时也针对教会的弊端，重整纪律条纲；对神职人员进行更系统严格的培训教育。

各地主教和高阶神职人员聚集在特兰托，讨论了一系列宗教教义和教会改革问题，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神学思想确立为正统；也规范更严格的道德准则。

这次举足轻重的会议通过的主要决议有：宣布所有新教徒为异端，教宗是教会的最高权威，教徒必须严格遭受教会的一切规条，还开列了“禁书目录”，禁止教徒阅读非正统资料；同时广泛开发教育资源，在大学和神学院，加强正规的教育培训，造就更多合格的神职人员。

博雅：这就是耶稣会（Societas Iesu）成立的背景吧。

锺闻：是的。特兰托会议之后，天主教的男修会“耶稣会 Societas Iesu”，渐渐成了天主教维新改革的生力军。在1540年，耶稣会被教宗保罗三世认可为天主教属下的正式修会。

罗耀拉认为：教会的衰败，根本原因在于神职人员的腐败，要革新就必须从自身开始。于是开始了一场 “反宗教改革”的道德和灵性复兴运动。耶稣会做了两方面的大事，一是在教育培训方面，二是在海外宣教方面。

教育培训方面：耶稣会在1551年创立了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这是世界最大的办学团体之一，不但培育神职人员，也旨在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 耶稣会参照军队的军纪，制定严格会规，建立起有纪律、有知识、有品格，对主忠心的培训系统。

耶稣会对神职人员的培训会长达十几年，初入会的两年是“初学培育（noviceship）”阶段，团体生活严格刻板；参与者必修三十天的属神操练课，也接受祷告、学习发愿等体验。

博雅：所谓“‘反宗教改革’的道德和灵性复兴运动”——其实就是“天主教的自我革命”、“天主教主导的宗教改革”。

锺闻：完成这些灵性和身体的磨练之后，耶稣会成员还要公开发“听命三愿”：绝意、绝色、绝财；旨在恢复古教会神仆的“清贫、贞洁与服从”的品质。

进深的教育培训，还要三到五年：更深入地研究神学、圣经、古典文学、哲学、法学、历史、会宪、医学及自然科学知识；在语言方面要求也很高，要熟练掌握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古典文字，也同时能运用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拉丁语系文字，与社会各阶层交流。

完成这些教育与培训之后，要在教廷指定的职务上工作两、三年，通常是在中学任教，在学术训练之后更认识社会、了解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然后又是为期四年的神学专业研究阶段，这种漫长而严谨的全方位教育系统训练，不但是要建立起可以抗衡新教的神学队伍，也反映出当时人文主义思潮对社会和教会的影响。这之后才可以参加严格的考试，通过者正式成为耶稣会成员。想成为神父，还有更严格的要求。

博雅：如此严格的训练，存在层层筛选的过程；最后能够存留下来的，大多是“生物学上可以适应这种生活的人”。只有严格筛选、无情淘汰，才可以避免发生现代天主教会司空见惯的“大规模性侵案件”……结果拿了信众的捐款去赔偿受害者们——彻底毁灭了教会的神秘性。

锺闻：到16世纪末，耶稣会已在欧洲开办逾百间大学和高中。在17世纪，不但培训自身的人才，也免费培养了许多社会上的年青人。他们多数思想保守，知识面宽且深，有良好的神学、文化素养。这些精英人才，不但在宗教界声名远扬，也活跃在西方的政界和知识界，比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等人都是出自耶稣会。耶稣会对艺术教育也很注重，比如画家米开朗基罗也是耶稣会员。耶稣会也很注重对儿童的教育；在慈善事业、救助贫困人群等方面也有许多善工。

在海外宣教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航海事业兴旺发达，耶稣会敏锐地感受到海外宣教的使命，很快派出许多宣教士去到亚、非、拉美各地宣教。在亚洲宣教，包括了印度、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他们本来已经掌握很多种语言，去亚洲宣教还要学习东方语言。

博雅：耶稣会对华宣教自十六世纪后期的明朝开始，前后长达四百多年。比新教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1807年来华）早了二百多年。直到1950年，最后一批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中国大陆，前后有913名耶稣会宣教士在中国传教，占他们海外宣教士总数（4650人）的五分之一。他们在中国设有五个教区，建有五百多座教堂。北京著名的西什库教堂，正是耶稣会的教堂，目前做为游览参观的景点开放。还有两所著名大学是耶稣会创办的：1903年上海的“震旦大学”，和1922年的“天津工商学院”。

锺闻：在进入中国之前，耶稣会先做了认真的研究；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他们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宣教团体。他们了解到东方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天主教把教宗视为上帝的代言人，中国却把皇帝当作“天子”；因此向中国百姓传教，必须先得到皇帝的接纳认可，自上而下地传播。

耶稣会教士通常会以学者和科学家的身份，用皇帝有兴趣的事物为敲门砖，被皇帝“恩准”后，进入中国。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学者，然后才是信仰上帝的“洋教士”，在信仰方面，不少中国知识界人士，认为中国学者敬天，西方的学者信上帝，可以殊途同归，恢复“古风正道”；所以有“汉儒”与“西儒”之称。

博雅：耶稣会宣教士的勇气、信心、能力与个人品质，都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他们还是没能清晰地把“独一真神”和“十字真理”在中国传扬开。因他们对中国“敬拜祖先”传统的容忍，在1773年7月教廷解散了耶稣会，到此时他们已有472位宣教士在华传教了190年。

锺闻：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天主教自身的更新，终于被新教认可。——只是，这已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将近五百年的事情了，经历了整个殖民主义从开张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1999年10月31日，天主教与信义会签署了《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明确认可“救恩来自耶稣的救赎，不靠自身功劳”的信条。今天基督新教，也就与天主教会恢复了“兄弟教会”的关系。

博雅：只是可惜了，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徒，都在这场耗时五百年的残酷斗争中“自坏门庭”，葬送了公众的信任了。结果就是传统宗教本身的衰落。

继续阅读：第六章 利玛窦在华传教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