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我最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宗教改革与利玛窦在华活动之间的关系，既有推动力，也有掣肘性。

博雅：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且也很深刻。

锺闻：你也这么认为？

博雅：是啊，因为这也是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啊！

锺闻：对啊！

博雅：宗教改革与利玛窦来华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宗教改革又和地理大发现息息相关。

锺闻：这怎么讲呢？

博雅：1500年左右是世界近代史和全球化的开端。因为1492年的“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基本上处在分隔的状态，新旧大陆之间更是不相往来。到1500年前后，哥伦布到了美洲、达·伽马开创非洲航路、麦哲伦等绕世界一周——之后，这种状态才被打破，各地区才开始进行定期交流。这是全球一体的第一步。

锺闻：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因为只是从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欧洲贸易才走出地中海的狭小范围而扩大到全世界，为殖民主义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欧洲的自产自销向自由贸易过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施加了强制性的影响。

博雅：地理大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它同时或前后发生的，在西方还有两大运动，一是拜占庭基督徒陷落于土耳其穆斯林之手和受它刺激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这几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的发生都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而文艺复兴运动，则是十字军运动的直接后果。

锺闻：十字军运动是宗教精神的支配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文精神支配的，这两者会有关系吗？

博雅：不错，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但这本身就是十字军打破了欧洲的封闭状态的直接后果，而且地理大发现也是在这种十字军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

同时，文艺复兴也推动了宗教的改革：人文主义者谴责天主教教会的黑暗腐败，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攻击的论据，人文主义者研究《圣经》的原文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又从不同的方面为自由贸易鸣了锣、开了道。

锺闻：除了这些，地理大发现导致贸易路线的改变——从欧洲内部贸易为主，转向了海外贸易为主，结果导致意大利和德国的衰落；与此同时，大西洋沿岸国家却兴起了。这个双重的刺激，大大刺激了德国的神经，给宗教改革平添动力！

文艺复兴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开始表现重视人的价值，使人产生了“世界是可以被认识和征服的”的想法，所以才有了环球远航，才使欧洲人发现了新航线、新大陆。

博雅：除了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的直接起因是1453年土耳其攻克君士坦丁堡，许多东罗马帝国的文化精英和古代的文化遗产，都流入西欧，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古代希腊文的典籍传入西欧，使这些比较野蛮的人们得以知悉历史文献，扩大了视野、突破了禁忌。

地理大发现的直接目的，就是图谋从海上突破土耳其和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欧洲的包围态势，并且进行必要的反包围、抄其后路，以解除其对西欧的陆上包围。这三件事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拔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基督的敌人”。

锺闻：确实如此。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宗教在塑造欧洲文化中继续发挥着最强大作用。几乎每个普通人都相信上帝和来世。当时人们不可能理解无神论的概念，因为欧洲社会的人文精神远没有中国社会那么发达。在欧洲，宗教为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提供解答，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宗教信仰为指南。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人的出生、青春和死亡，宗教引领着欧洲社会的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是由于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由于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

16世纪发生在北欧地区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路德和加尔文领衔。当时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传统历史观鼓吹的、让欧洲人获得宗教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是要重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被道德堕落所摧毁的基督教信仰，使其重新成为统一北欧思想界的新的“精神鸦片”。

如果说南欧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所展开的一场“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和人性的极度奢华、腐败、堕落、凶残的体现，那么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保守和贫困潦倒的北方地区的一种扭曲的折射。

具体分析一下，可说16世纪的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所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宗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封建主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夺取巨额的教会财产、控制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

其次，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最后，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经济繁荣必然导致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是军队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博雅：文艺复兴末期在北欧地区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不是共产党流行史观所粉饰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由于罗马教廷的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必然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产生一种独立抗衡力量，要求重建宗教的道德权威，以重树基督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其实是反动的。但是从“思想解放”和冲破民间迷信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又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锺闻：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和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失序，给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几点教训。第一，以宗教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推行政教合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二，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控制下独立出来，获得管理自己国家宗教的主权，才能实现国家利益上的独立。

博雅：“国家利益”从此成为一种宗教，强迫大家献身！

锺闻：没错。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宗的袒护下，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巧取豪夺获得的天量财富，使得山北国家垂涎欲滴。山北各国王室的经济利益诉求，就是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动的全球殖民征服中分一杯羹，以在自己统治下的国土上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凡是企图摆脱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山北国家，都看到了支持新教的好处。英国王室充分利用宗教改革这场分裂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为此不惜与土耳其穆斯林结成统一战线，向罗马教廷以及支持者（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皇室特许的海盗）跻身于这场全球殖民运动之中，因为英国人身上照样流淌着北欧海盗的热血，不可能目睹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整个地球而坐视不顾——来自东方的财富，包括金银、香料、丝绸、陶瓷，不能仅仅属于受到罗马教宗庇护的南欧海盗！

博雅：基督教本身的诞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基督教从创立直到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一直都是非主流的东方教派。但是在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经历了一次“异象”后决心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从此登上了西方世界的中心舞台。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取代各种异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并以罗马的影响力为中介，将“基督的启示”传遍欧洲。新的欧洲“蛮族”首领也纷纷皈依，拉大旗作虎皮，他们提出自己拥有国王统治部落的神授权利。蛮族的统一者查理曼自封“神圣的”统治者，他有权并有责任捍卫和支持基督教信仰。11世纪的十字军开始东征运动前夜，拉丁基督教（因其经文及宗教礼仪采用拉丁语而得名）几乎已经渗透至西方的各个角落。于是，罗马帝国最重要而持久的遗产，便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了。

锺闻：没错。时至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的海战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崛起下，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继续了这个权力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是表面的意识形态，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国家利益和国家霸业的图谋才是攻城略地的主要目的。

自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王室鼓励民间通过海外掠夺来追求物质财富，推动了全民“大殖民”运动。为了王室与国民的财富收入，国家出面对本国海盗进行资助，使其“合法化”和“国有化”，同时对邻国商队进行掠夺和抢劫。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这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的一个指南。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所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博雅：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小山（Mark Koyama）2017年指出，宗教自由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宗教在维持16世纪的政治秩序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因此，欧洲创新精神在这个时期的释放，并不是西方史中所说的由路德或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所推动，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为了抗衡外部征服力量而采取的军备竞赛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所推动的。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以及筹集资源的需要，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庞大的军备开支需要财政预算和资源调动，巨大的财政支出，只有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暴利才能够负担。这个历史性的、在王室主导下的，从统治臣民内心的灵魂世界，向征服广大的海外物质世界和贸易通道的转变，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资源的掠夺而展开。

博雅：这不就是一种“社会动员论”吗？不错，信奉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并不尊重科学，也不关注当时的科学发现。比如当路德获悉哥白尼将日心说到处私下传播时，感到极为震怒。路德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学科全部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大地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太阳。”新教国家比旧教国家有更多的思想自由，不是因为新教更加令人思想解放，而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的牧师的权力比国王小的缘故。所以罗素指出：“新教的重要性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世俗政权。”

锺闻：路德仇视科学和加尔文迫害异教徒的例子，说明新教本身并非指向宗教自由的道路。美国的清教徒也只相信清教徒的宗教自由；在确保宗教一致性和对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迫害方面，他们比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更加严厉和残酷。因此，欧洲近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政治分裂的推动。这个政治分裂就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或“重商国家主义”。而推动欧洲国家重商主义建立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甚至包括了来自中国商品的倒手贸易，和蒙古带来的中国火药所引发的热兵器战争。

博雅：即便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王室对于宗教自由的宽容态度，也不是由于启蒙运动本身，而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的。因此，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对于来自北欧的国家力量和新教的冲击，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回应。天主教耶稣教会也实施自强型自我改革，反腐倡廉，以捍卫天主教的权威和原教旨的纯洁。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社会的不稳定中受益。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它们不打算为追求意大利那种艺术上的繁荣和“个性解放”而忍受“凶杀和混乱”，而是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

继续阅读：第五章 耶稣会的生长壮大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