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对于“利玛窦主题”来说， “宗教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薛华（Francis A. Schaeffe，1912年1月30日—1984年5月15日）《理性的规避》（Escape From Reason 1968）认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是相重叠的。“加尔文生于1509年，他的《基督教要义》于1536年写成（初稿）。达芬奇死于1519年，同年也有路德（1483—1546）的‘莱比锡辩论’。那位邀达芬奇到法国去度他晚年的正是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加尔文的要义就是献给这一位国王。因此，我们就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找到了衔接了。”

博雅：宗教改革是北欧人发起的，文艺复兴则是南欧人发起的——这一点地缘关系不该忽略。这对后来的宗教战争发挥了巨大影响。

锺闻：但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理想也是非常相近的。弗郎西斯·薛华认为“虽然二者都触及同样基本的问题，但提供的答案却是两样，运动结果也是完全两样。”

这两个运动曾经联手对抗天主教专制，之后又在宗教改革的高峰上破裂，破裂的时间就是1525年。

中世纪末期，在非基督教思想渗入教会的背景下，有一个相反的运动在中古时代悄然兴起。它的先驱是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约翰·胡司（John Huss，1369—1415），威克里夫与胡司，是与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乔托、彼得拉克、薄伽丘同时代的人。威克里夫和胡司主张“圣经是至高的权威”，胡司的时代“人文主义已窜进教会，造成教会权威与圣经相等，甚至有时竟比圣经更权威，也造成教会注重藉人的功德以获得基督的救赎，胡司一反这些风气。”（薛华《前车可鉴》）因为胡司 “坚持说人只有藉着基督救赎之功，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

博雅：这一切的奇妙，就在于我们都是碳基生物。有人会说，“宗教改革使一种崭新的精神从中世纪后期的腐朽中喷雾而出。它使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生命更新得以真正实现。中国将会有一次这样的日出吗？”——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当可笑，它对人性的堕落缺乏认识，视而不见宗教战争的卑鄙和残酷。

锺闻：这话怎讲？

博雅：从理论上说，文化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重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将中世纪的思想成果边缘化。其思想主流被称为“人文主义”，这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回到本源。其核心在于回到古罗马和雅典时期的文化原初。

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主要是新约上。这个口号用于教会——回到圣经、回到教父著作、回到用原初的文字去研究。

因着回到圣经，和对信仰的追求，人们敬虔的心都体会到：教会的更新与改革势在必行了！其实“回到圣经”，早在12世纪彼得·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就在强调了。这可以说，从宗教角度而言，教会首先开始了“文艺复兴”。但面对着人文主义的高涨，面对八九次十字军东征另外还有各种小规模的远征的可悲失败，有人开始反省；也对天主教会拥有世俗权力而带来的毒害做出反省……

锺闻：人们会说，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天主教越来越体制化、腐败化，并且在一些教义上存在不认同的态度。这导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宗教改革不只是教会内部实践行为的一种改革，它引发的是一场全面精神危机。这危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基础，因为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意味着彻底重新评价权威问题、知识的起源和思想的方法。但反对的声音所使用的方法、语言，在中世纪的教义中都已经奠定了。同宗、同源让基督新教很难完全独立发展，无论是自己的教义体系，还是教会模式等。

博雅：这种改变是否就是好的呢？

锺闻：在宗教改革初期，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年10月28日—1536年7月12日）于1524年写了《论自由意志》并同马丁·路德通信，批评路德。他既不赞同路德“分裂教会”，也批评天主教的诸多问题。由此伊拉斯谟两边不讨好，同时被天主教和新教攻击。但多年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并承认伊拉斯谟的一些思想是本于真理的。

博雅：但实际上，这种双重批判才是对的。我认为马丁路德的打着“因信称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甚不可取。

面对新教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也进行了自己的宗教改革。

1527年，西班牙和德国雇佣军对罗马发起猛攻，教宗克莱门特七世陷入半年的牢狱生活。很多人把这次罗马洗劫看作上帝的惩罚。罗马教宗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于是清醒，意识到是改革的时候了。天主教从上到下推行的主要改革举措有：
1、清除腐败的神职人员，执行教士独身制。
2、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
3、取消出售赎罪券的机构，但肯定赎罪券的功效。
4、大量出版以前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书籍目录。

这些改革措施从内部整顿了天主教会，让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离职或接受学习的重新装备。外界诟病的赎罪券、圣物崇拜等被遏制。天主教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锺闻：在罗马，有一个独特的贵族团体，他们组成敬虔的兄弟会社，称为“圣爱会”，这是由六十个天主教领袖组成的团体，志在崇拜与彼此扶持。其指导信条是教会和社会改革始于每一个灵魂。“圣爱会”为罗马教会贡献了一批杰出的领袖。

当罗马教廷意识到新教叛乱的严重性时，它召集这批领袖和属灵的斗士召开了一次新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大公会议。尽管天主教面临欧洲近半国家的背叛，它还是将新教的潮涌挡住了。到16世纪末，新教仍只限于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

博雅：天主教有上千年的修会传统和完备的修道院制度。有人称修会为隐藏的教会——相对于世俗显赫的天主教会而言。从沙漠教父到各种修会，这让天主教会保留和传承着属灵的传统。平时他们沉静在隐修中，在关键时刻，修会往往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锺闻：1521年，伊格拉修·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年10月23日—1556年7月31日）在曼瑞沙经历了心灵重生后，归纳出一套培灵计划，一本“为教宗冲锋的军事手册”。1540年，经教宗保罗三世批准建立的“耶稣会”因此诞生。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学习七年，成为“伊格纳修大师”，聚集了第一批终身伙伴，和他们分享了《属灵的操练》，这本书成为每一位耶稣会士的基础书籍。后来天主教的静修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中。这个想法最终发展成“耶稣会”这个著名的研究计划。该计划按量分配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博雅：马丁路德是一个天主教修士，但是他为了结婚破戒，不惜分裂教会，以便摆脱自己的誓言，却要把自己打扮成为高大上、好像自己是个救世主，这是很不道德的。

锺闻：罗耀拉则相信人有权在神和撒旦之间选择，人经过训练使用其有限的想象力，就能强化意志，选择神和神的道路。罗耀拉坚定地相信永活的基督只寓居于制度化的教会之中，由此一切事务都从属于罗马教会。他希望他耶稣会的会士能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成为耶稣的精兵。在罗耀拉的领导下，第一代耶稣会会士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任务：使不信的人归信，使欧洲的新教徒重新皈依。到1556年伊格纳修去世时，其修会已有将近一千名精兵强将了，并将其门徒派遣到了四个大洲。

教育方面，天主教的内部改革力度大、取得成果极为丰富的莫过于教育，除了圣经、神学、坚实的灵修功夫，还有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640年，欧洲的天主教神学院已达518所；至今，天主教教育已发展出有很多富有经验和创意的教育模式，包括对儿童、女性、不同地区的宣教和文化教育等。

宣教方面，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多年，新教忙于自己的教义建构而陷入新经院主义，这段时期却是天主教全球宣教的黄金时期。“在欧洲失去的，在全球得回来。”这个口号激励着无数的天主教宣教士，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敬虔的心和严格的训练装备，出发到欧洲之外的各大洲。基督新教的全球宣教则要到19世纪初，深受18世纪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影响而掀起普世宣教的大潮。

在教宗的委托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负起在所征服的土地上传福音的责任。西班牙冒险家具有十字军的品质：同样狂热、同样高贵、同样迷信，他们坚决地摧毁印第安人的偶像；而保护受压迫者的斗士莱斯·卡萨斯则主张印第安人具有平等和自由权，他通过和平地宣讲神的道来传递福音，并做出圣洁生活的榜样。

博雅：我很怀疑罗耀拉的“人经过训练使用其有限的想象力，就能强化意志，选择神和神的道路”的说法，看看天主教神职人员所做下的大量性侵和虐待的案件，就可以知道，人无法通过“训练”获得救赎。

锺闻：也许利玛窦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一样的。1542年，罗耀拉的战友法兰西斯·沙勿略——向远东传教的先锋，先在印度果阿及周边区域，后到马来半岛，两年后到日本传教。在日本的岁月改变了沙勿略的传教观。到16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有30万归正者，成百上千的教堂和两所基督学院。长崎被称为“归正者之家”。但在1614—1642年，4045位殉道者为基督做了最后的见证。

利玛窦于1583年取得了在广东肇庆的居住权，1600年进入北京，许多名门望族和有识之士都受了洗；到1610年他去世时，教会人数已有2000人。利玛窦的后继者汤若望（德语：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通常缩短为Adam Schall，1591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于1650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公共教堂，并在1657年为基督教在整个国家取得宗教自由；1666年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27万基督徒。1692年，皇帝颁发宽容法令——康熙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但礼仪之争让中国的整个传教工作走向严重的衰落，并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博雅：适应政策和冲突政策之争到今天依然激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扩张时代是特殊的，在它将地球上广大地区向基督信息敞开的过程中，它也让人们看到了历世历代最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传教士。

锺闻：1545-1563年之间的特兰托会议是16世纪天主教会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在特兰托（在今意大利北部）召开的时断时续的宗教会议的总称。会议中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集会时间约4年3个月。

在耶稣会的影响下，特兰托会议发展成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强有力的武器。在第二次系列会议期间，有一大批的新教徒出席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次公会议自始至终都反映了罗马全新的战斗姿态。在特兰托会议上，新教改革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有力地驳回了。天主教重新澄清了被新教打乱的教义，比如因信称义、圣礼等。

博雅：我看这是天主教阵营出于绝望的一次绝地反攻——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大公的基督教会，而对方才是错误的版本、上帝的敌人。在双方关系中，在第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冲突陷入僵局。在第二个阶段，人们在情感和理智上都不能接受，而只能痛苦地承认，谁也不是基督教会的唯一代表，彼此都是合理的存在这个事实。第三个阶段的宗教宽容以完全接纳某个民族内部的宗教多样性为基础。在1600年之前，这种接纳只存在于神秘主义者、伊拉斯谟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再洗礼派的激进分子，和伊丽莎白女王那样投机取巧的奸诈政客。

锺闻：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带来全欧参与的惨烈厮杀。结果天主教教区未能后退一分，新教区域也没能向前推进一步。这成为由宗教改革时代向理性复兴时代转变的关键。在徒劳无功的争战之后，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宗教狂热都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宗派主义。政权和信仰分离的世俗社会，正在快速临近。

博雅：人说“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五百年”——说到宗教改革，“历史到此似乎就成了基督新教的历史。事实是，天主教也一直在发展，也在这五百年中经历了上帝的工作和自己的改革。”——我看“宗教改革”是相反相成的，对立双方都有功罪，各打五十大板最好。

继续阅读：第四章 宗教改革伴随地理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