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一浮（1883 – 1967）

马一浮（1883-1967），近代儒宗，名浮，字一浮。浙江绍兴人，生于成都。其父四川仁寿县令，五岁返籍绍兴。勤奋向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十六岁参加乡试，名列第一。同年成婚，十九岁妻病故。从此立志学问，终生不续。廿岁留学美国，习欧洲文学，又游学德国、日本，研究西方哲学，通六种外文。廿八岁返国，潜心国学。抗日期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9年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传授国学，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6年文革被抄家，恳求红卫兵留一砚台写字，被掌掴，悲愤交集，次年含愤而逝。

马一浮道德高尚，为人谦逊，风骨傲岸。1924年军阀孙传芳占浙江，不得人心，孙专程拜访，家人圆场，推说不在家，马一浮却果断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孙传芳只得悻悻离去。

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办“复性书院”，以尊孔读经抵抗马列共产主义，得蒋介石邀去重庆面见，马一浮欲乘机提出解决经费，蒋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正言“唯诚可感人，唯虚可接物，乃治国之根本。”又说：“务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他拒绝蒋邀请从政，未得蒋欢心。经费未得解决，仍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与书院。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颜渊”，自匿陋巷，与古人为伍，不屑世务。马一浮在跋涉庞杂的西方学问后，回到祖宗之学挖掘，又将西学之长化于国人传统智慧里，乐道不疲。

马一浮融会中西学问，他提出孔子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说“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统摄现代西学所有部门：自然科学统于《易经》，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政治、法律统于“书、礼”，文学、艺术统于“诗、乐”。西学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都包含于六艺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他批评一些人自鄙和盲目崇洋，舍弃自家之珍而拾人之苴以为宝，自居下劣而奉西洋为神圣。他指出“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六艺统设于一心，心为六艺之本。”思想是一切学术之根本，为学“重在求己，求己为先，多闻为后。”

马一浮融合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思想方法说：“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主张破除门户之见，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又说：“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他提倡：“通而不局，通而不执，精而不染，不烦不固。”强调：“得意、穷理、笃行”，赞赏王阳明“知行合一”。他主持“复性书院”即提“四要”：“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强调说：“敬为入德之门，圣贤血脉所系”。

马一浮亦破除儒、道、佛，门户之见，融汇儒释道理念，“圆融无碍”，“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而归。”，“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佛家讲：“悲智双融”，儒家讲“仁智一体”，理念相近。

马一浮特别推崇《论语》，他说论语有三大目：“仁、政、孝”，他专著《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详述。

马一浮被抄家批斗后，又被赶出蒋庄寓所，流落于杭州小巷。1967年他在枕边留下绝笔诗去世，诗曰“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杭州有马一浮纪念馆，浙江大学2013年成立了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

马一浮语录

1.学问要自心体验而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成。
2.不务速化，不矜多闻，必求深造。
3.必涵养纯熟，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毫不费力，气质清明，义理昭著。
4.学原于思，读书必穷理，唯深也，能通天下之志。
5.知识从见闻而得，才能从气质生就。
6.学问：学是自学，问是问人。自学要自己证悟，全凭自觉。
7.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滞迹而遗本者，固也。
8.不烦不固，知要也。不局不杂，知类也。
9.通则曲畅旁通，无门户之见。
10.温故知新，勿食古不化。
11.国学者，孔子六艺也。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
12.六艺统摄于一心，六艺之本，即吾心所具之义理。
13.迷者问路，病者求医，先学后问，问要择师。善学善问，无关宏旨者不问。
14.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二、熊十力（1885 – 1968）

熊十力（1885 – 1968），湖北黄冈人，经学大师。原名继智，出生贫苦农家，幼时放牛。13-14岁，父母相继病亡，读乡塾。16-17岁游学乡间，读孟子、王船山，受维新派影响。二十岁考入湖北新军学堂。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后去江西教书。22岁弃政向学，探讨人生，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34岁执教天津南开大学，结识梁漱溟。37岁在南京学佛教唯识学，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43岁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讲学，1949年64岁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50年代，毛共要知识分子改造。熊十力拒绝去开会，拒绝“进步”“改造”。说：“不开会，不改造思想，改造了就不是我了”。熊十力讨厌北京政治气氛，加上冬季寒冷难受。1954年冬移居上海。由陈毅安排居住，但无教职，亦无人上门求教，闲得慌。其时知识分子都是忙于“改造”，有谁敢去学熊那些被共党批判的东西。1966年文革起，熊家被抄，被轮番批斗，被勒令搬出寓所。熊精神大受打击，不断向毛共中央写信抗议。不时独自在街上和公园吐言：“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精神失常，绝食抗议。1968年强令熊跪高台，批斗辱骂，熊一度绝食，求速死。5月逝于上海。

熊十力少年时代即与众不同，非常自尊，自信，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顿悟血气，此心此理。方是真我”。绝不满足于“趋利避害，去苦就乐”。他在湖北新军当过一年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参与反帝反清，救国救民活动。但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乃致力于学术，导人群正见。痛悔随俗浮沉天真志。从此“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天大师研习佛学3年，随之梁漱溟举荐他去北大讲佛道，唯识学。熊背弃师说，离开佛道讲唯识学，语惊众人，好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相安下去，蔡元培称其创见超越玄奘，为两千年来阐扬佛学最精深第一人。南京支那内学院熊的老师却要求他“降心猛省”，并发表讨伐文《破新唯识论》，熊几乎遭到佛界群起而攻之。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写应战文章反驳。极力辟佛入儒，轰动一时。1932年熊十力以10年之力完成巨作《新唯识论》出版。1944年语体文本《新唯物论》问世。

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熊十力化妆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狼狈返回黄冈家乡。他大骂蒋政府不抵抗，要青年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此时熊尚未认识毛共假抗日的欺骗宣传）。

抗日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兴办复性学院。要熊去讲学，复性者，“涤除习心，复原本性”。马一浮重德行，求精读，视书院为养大德的寺院。熊重学识，博读，视书院为育通才的大学。日机轰炸乐山，熊伤左膝，带伤上讲，滔滔万言。熊在乐山讲学两个月，即去重庆梁漱溟所办勉仁学院。熊在四川多年，颠沛流离，家贫国难，穷乡破寺，流离失所，勉励著述。身无藏书，不引古书。字从胸中流出，真心实意。晨4时起，读书写作。

1946年春，抗日胜利。熊十力从四川回到湖北。蒋介石也路过武汉，差人请熊面谈，看他能为党国做什么？熊却发火：“要我去见他？他是什么！”蒋知熊脾气，也不生气，差人赠资100万，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熊却不领情：“我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1946年6月熊弟子唐君毅把熊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蒋介石，蒋很高兴，差人拨款200万给熊，熊仍坚辞不受：“我趋老迈身体差，不适再出来办研究所”。熊欲办研究所由来已久，搞过募捐，但不成功。官府拨款便不自由。熊坚持独立研究，在四川曾参与主持一个工业社的私办哲学研究所，他要的是自由独立，自诚自明，为所欲为，不希望专款干涉约束，随众势流转。熊有“孤往精神”，赞明末王船山“欲宏红学而与世绝缘”，言“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1949年春，共军势如破竹。熊十力在广州彷徨不安，他对国民党失信心，对共产党疑虑。想回老家专心治学，但闻武汉百姓无生路，多投江，尸浮2万，各县不安。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又不舍故土难离，何堪流落他乡，为衣食而尽丧平生所守？“中共何有不容吾教书之理？若彼果不兼容，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熊还写信劝弟子留大陆，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均去港台。徐给他留10两黄金，他怒火未消，陷入孤独，此时他似乎只剩入川一条退路。1949年11月，董必武、郭沫若北京来电，邀他北上，共商国事。董熊是30年前革命之交，他答允回北大教书，一切照旧例。1950年2月，在董必武安排之下，熊离广州去武汉。叶剑英送行，到武汉，林彪、李先念设宴款待。林彪与熊同是湖北同乡。林尊称熊老师。3月，熊抵达北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熊与人读及一路观感，曾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不料他的观察底细，20年后竟成事实。

郭沫若希望熊十力到科学院就职。熊说不习惯与洋面包打在一起，希望回老巢北大按老规矩上课，在家授徒。但毛共要所有知识分子改造。熊拒绝改造，不去开会。他心境孤独落寞，学说被边缘化。1950年代，毛共建政之初实际是利用他装点门面，内部称其“反面教员”。熊与马一浮通信，互相都表示：“确乎其不可拔”，拒绝毛共要求的“思想改造”。熊对梁漱溟说：“共产党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大易之说以仁义为常道”。1951年熊写6万字《与友人论六经》，论述弘扬国学传统文化之必要，为儒家伸张：“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他天真上书毛泽东中央政府，建议设哲学研究，培养国学人才；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恢复南京支那内学院。毛不理睬，无下文。只是多年后恢复了南京支那内学院，改称“南京佛学院”，那时赵朴初任佛学会长，完全听命毛共。佛学完全在毛共管控之下，已非熊所盼的老“内学院”。

1956年熊十力在上海完成了35万字《原儒》，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和儒学史。《明心篇》、《十力语要》等，都是他的名著。熊十力坚守“天人不二，心物不二，体用不二”、“仁心本体刚健”。在现代，“重立大本，重开大用”、“保内圣，开新外王”。面对西学冲击，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与佛教的关系，他经历了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的过程。摒弃陈说，富有创发。他对王阳明、王船山之学最为服膺。熊的最大弟子牟宗三说他“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以玄为高，以易为归，在儒学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把儒家威仪传统复兴起来”。

熊十力待人接物表里如一，从不掩饰。对朋友真性情，动脾气，有时争论起来甚至动拳头，动手拍打。对梁漱溟、张东孙老友就动过手较真，过后又谈笑风生，互相毫不在意。熊也自知修养不足，缺少儒士之典雅，怪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失慈祥，情急无以自安，不能仁守，负疚于先贤”，不过他是出自本心，心无城府，口无遮拦。说过便了，绝不在文字上批评时贤，知者也知他的脾气，被人称为“奇儒”。学者许纪霖说：“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

2001年，湖北出版《熊十力全集》，包括《新唯识论》，《十力语要初读》，《现代新儒学的根基》，《孔子文化大全》，《论六经》，《明心篇》，《体用论》等名著。

从熊十力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研究和写作佛教唯识论，梁漱溟深研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诸神的故乡），梁还几乎走上出家当和尚崇佛之路，可见近代两个大儒都亲佛亲宗教（马一浮也亲佛，公开说与佛教无门户之见），往上推到宋朝，朱熹把儒学提升到理学，还说条条天理通太极。太极是朱熹发明的儒家最高的升华，可惜朱熹没道破：谁掌太极？只要朱熹说一句：天帝（上帝）掌太极，再说一句：孔子是天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先知，为了救苦救难，拯救世人。则儒家自然上升到宗教高位，与佛教、道教在一个水平上。

2500年前，孔子、释迦牟尼生在同一时代，释迦大智大勇创佛教，孔子老老实实当儒士，创立一整套治国理民之道，就是没有上升为宗教。儒家只有圣人孔子，无神可拜，怪不得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到唐朝，信佛拜神风起，儒家也被迫跟风“玄”起来。不论子民百姓或帝王将相，无不需要求神拜佛保佑，以安心灵。到隋朝，文中子已发现儒学之短，提出向理学方向发展。宋朝朱熹集大成，把儒学上升为理学，可惜只差半步，儒家只具宗教性质或说半宗教而已。最大问题是“无神”，无神不成教。尽管有人称儒家为“儒教”，无神还是“教”不起来。一直到现代今天，大陆可见到处树立巨大佛像，到处佛寺香火缭绕，孔子却无声无息。

熊十力语录

1.仁者，本心也。吾人本天地万物同具之本体也。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之行，皆是性体呈露。
2.古代言礼，以别尊卑，定上下。卑下者安分，服从其上，安之若素，无所谓自由与独立。及人类进化，本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各尽其能，各得分愿。
3.平等者，非谓尊卑上下也。佛说：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人皆可为尧舜。皆平等之义也。
4.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能忘其苦知其乐。
5.人谓我孤冷，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三、梁漱溟（1893 – 1988）

梁漱溟 (1893-1988)，生于北京，出自世代诗书仁宗之家，原名焕鼎，字寿铭，笔名漱溟，以漱溟行世，蒙古族，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元朝梁王系，入籍河南开封。清朝官游至广西桂林。父梁济字巨川，清朝举人，清末内阁中书四品官，民国后民政部主事。1918年60岁生日前北京投湖自尽，留万余言遗书《敬告世人书》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我一人殉之，让国人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并上书徐世昌总统陈言五条。生前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相信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梁父遗书已收入《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青年时代经历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到儒学，曾经想出家当和尚，后转向东方学说和儒学研究，重新评价儒家学说，着《东西文化及哲学》，成为现代儒学先驱，为在毛共统治下中国最后一位幸存大儒，1988年病卒。

梁漱溟20岁前崇信康有为，梁启超，改良学说，亦曾热衷社会主义，20岁后潜心佛学研究，曾厌世想自杀，后沉潜反思，追求社会理想，逐步转向儒学，为华夏民族尽力。1919年写成《印度哲学概论》，1921年写成《东西文化及哲学》，同年与友人筹办曲阜大学。1917年蔡元培聘他到北大讲印度哲学，他对印度文化有独特研究，当年梁24岁，在北大任教7年，31岁辞北大教职，全家搬往山东农村，全力为农村建设努力7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所。1936年写成《乡村建设理论》。他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反对使用暴力。1930年代他曾任广州广雅中学校长，订之校训“务本求实”。

1938年，梁漱溟得毛泽东邀请，去延安见毛，与毛谈6夜，鸡同鸭讲，毫无共识，毛想对梁统战，拉梁反蒋，助他夺权，梁向毛推销农村建设，毛强调农村阶级斗争，打地主分田地，梁推销和平建设农村，国共合作建设国家，毛要先打倒蒋再谈建设。梁向毛讲：中国社会与西方，俄国不同，阶级分化对立不明显，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梁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注重义务，不是权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孝家庭，孝社会。职业分途，人人尽责，做好本份。”毛哪里听得进去，毛强调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暴力推翻，再说建设。6夜长谈，各说各话，毛拉梁统战目的未达到，梁向毛递交他的数十万言《乡村建设理论》，毛也只看看书皮，但有一点毛吸取梁说要“中国化”。梁是劝毛不要盲目跟莫斯科国际路线走。毛却从梁“中国化”中，悟出要加快把马列中国化，成为“毛泽东思想”，好在中国传播推销，对他有利。

毛共1949年夺权建政，梁漱溟对毛共满怀幻想，应邀去北京参政。1953年，梁被派去四川考察土改运动，发现那里残忍斗杀地主，致其投江自尽，农民负担重，生活困难，回到北京他善意向政府提出要注意改善农民处境，为农民说话。毛泽东知道了很不高兴，1953年9月12日，毛在政府会议上不点名批评梁漱溟，说绝不会像“那些好像代表农民利益的”，向农民“施仁政”。梁漱溟听出是批评他，心里很不服，第二天得到与毛个别接触机会，想申明善意，消除误会，毛根本不理会他的解释，语言冲突，不欢而散。毛继续着周恩来组织名人学者在会上发言批评梁。9月17日政府会议上，周恩来，章伯钧奉命发言批梁，毛泽东在当中不断插话添油加醋，梁漱溟只能坐着挨批。9月18日，政府会议继续举行，梁起身发言要求主席“雅量”，给他发言申明机会，毛打断他的话，叫嚷“你梁漱溟要求的雅量，我不会有。”并且提出思想改造问题，还提出“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

梁漱溟以大无畏气概，要求共产王施“雅量”，给他发言机会，香港报纸说他“硬骨头”，“没在霸权下低头”，但是既进了共产党的铁桶，身不由己，何来再有发言自由？毛要所有知识分子彻底臣服，不许说东道西，只能举手拥护，打梁作个示范，杀鸡给猴看，用尽“反动透顶”等所有坏词，讽刺加挖苦，大批特批，东拉西扯前后批了一个半小时，讲话整理成文件，6000字15条，编入毛选。1977年版毛选仍可见。其中还提到孔子，毛居然污称孔子是“恶霸”、“法西斯”。

梁漱溟再硬骨头，再大无畏，不但毫无发言机会，1955年毛共又组织运动全面批梁，动员大批学者名人出马，大会小会批足半年，毛目的是向知识分子示威，恐吓，拿梁漱溟作示范。梁从此从公众社会消失，大家以为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1966年文革起，梁漱溟被多次抄家侮辱，扫地出门，搬到小破房去，批斗会提他去陪斗，每天扫街打扫厕所，亦挖防空洞。1974年批林批孔，不许他“只听不发言”，要他发言批孔，他躲不过去，直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毛共说他硬顶，又批了他好久。

1976年毛死后，没有人给梁“平反”，也没人再去管他，直到1988年病死。倒是文革批他的老朋友冯友兰给他挽联：“一代直声，为农民执言”。

美国马歇尔将军说：“在梁漱溟身上，看到甘地”。他赞梁终生不坐人力车。

梁漱溟一生志在沟通中西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他叹息“中国文化被毛折断30年，邓小平接骨复苏”，他比较中印文化，指出：“印度是苦文化，以苦为乐，孔子是乐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全部《论语》，不见一个苦字，做中国人多快乐，自然，和谐，生命流畅自如，不须外来刺激，顿滞，则苦。儒家和乐人生观，乐于现世生活，最成熟，乐以忘忧，乐在其中。印度佛家厌世，要出家，西方功利主义，重物质，都不如孔子之乐。”

1984年，梁漱溟发表新作《人心与人生》，只谈修养，不谈政治，对马列共产也没大批评了。（批评就不能发表）最后岁月也许与他信佛有关。他说：“我前世是和尚，来世还是和尚，年轻时就曾想出家。”可见大儒也要宗教信仰。

梁漱溟一生著作丰富，《梁漱溟全集》，有精装8大册，他说“西洋文化向前看，印度文化向后看，中国文化持中调和，以伦理为本，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他热情寄望中国文化复兴。

梁漱溟语录

1.我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2.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3.兴趣就是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就是增强他的生命。
4.奋勇之后继续难。
5.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