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4：《重识近代历史人物》读后感
Miana

读完《重识近代历史人物》，我是有些小小的震撼，这两年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了解历史的“另一面”，这本书使我第一次可以系统地、全面地、客观地学习近代史中的人物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我甚至有种“追剧”的感觉，意犹未尽，希望作者可以再出系列图书，比如重识近代史事，把近代历史上的大事，如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西安事变等等，串联起来，将人物重识穿梭其中，形成一部娓娓道来的重识近代史书。

正义与邪恶

结合我这两年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对立，就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世界上只有一种事业，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从大清晚期的人物身上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正义”的一面，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作为给大清朝廷打工的臣子来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十分尽心尽力，当然这背后也有慈禧识人用人的功劳。可以想见，慈禧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还是不错的，有好的君主，才能有好的臣子，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相比清前期，乾隆时期出现和珅这种大贪虫，慈禧治下能够出现几个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忠臣，可见慈禧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驭人能力，协助爱新觉罗家族管理国家，总体来说是可以交差的。

《重识近代历史人物》中提到慈禧能够反省八国联军之祸，预备君主立宪，是令我很惊讶的，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历史，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虽然是很微弱的一道光，但是这道微弱的光芒我从未在哪个民国时期的人物身上看到。今天世风日下，中国人大多变得无底线的处事圆滑。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写字楼工作学习，企业白领居多，有不少中层白领的职业计划就是看能不能结交一些政府官员，以能够为权贵“当牛做马”为荣，甚至还有人为此跳槽考公考编；还有一少部分则变成了是非不分的“技术愚公”，因为还可以依靠自身的本事吃口饭，这类男人不需要巴结领导，逐渐变成了只会钻牛角的技术匠，不分大是大非，沦为“毛粉”爱国者居多，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在上海居住生活两年多，反而我能从周围的女性身上看到坚忍不拔、勤劳善良的影子。从陕西北路到陕西南路，一路大大小小全是女性创业者的店面，有做咖啡的、有做衣服的、也有做餐饮的，不乏店主是留学归来创业，这些女性大多对生活有要求，对时事有思考，很独立，她们的待客之道也都比较合理，即使做不成买卖也会非常讲礼貌。上海小有名气的钩编衣服品牌李黎明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老大姐，上海是近代纺织业的起源，经济困难时期，成匹的印染布料较少，上海女性大多用纱线编织衣服，通常都是一家几个小孩拆了编，编了拆，循坏利用，遂形成这种海派手工编织的文化，当然这个品牌也面临技术革新带来的困境，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无论男女，中国人身上普遍都缺乏一种强烈的追求正义、渴求真知的“偏执”感，即使稍微遇到一两个好一点的人，身上也大多是呈现出一种中庸之道。其实这样也问题不大，就更迫切需要好的上层领导，最大程度减少这个社会的不正之风，让中庸的底层民众有容身之地，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能让底层社会陷入“是非不分”的困境。

目前国内的国情，就是底层民众基本都处于“是非不分”、“正邪不分”的状态。包括在上海，上海很多底层市民，他们能感觉到这个体制是不对的，是压迫的，但是在权力的魔爪伸出来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思考，都依然会毫不犹豫的献出膝盖。实在不知道世风怎么会沦落至此。如果正义之人足够多，那自然会团结起来，不需要任何口号、任何宣传，如果大家都明白是非，疫情封控的时候，所有人自然会冲破那道无形的墙，可惜，大家都愿意变成那只待宰的羔羊，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少数清醒者自然是很难生存的，甚至有些秉性还不错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都变成了自己不认识的样子。

被愚化、被奴化的底层民众是暴政肆虐的基础。躺平虽然是现在年轻人的大趋势，但是主流趋势依然是考公考研，我的研究生学弟学妹中不少人都愿意进入地方政府机关单位工作，愿意出国深造的同学已经少之又少，即使出去也是选择香港、澳门这种地方。

正义之师不可缺席

民国历史人物部分，读完还是略感晦涩。总体感觉，在任何一个民国人物身上反复重识还是看不到这个民族有希望的苗头，大多都是投机或者投权。民国时期也是不同思想流派的分野期，已经感觉不到有人在主持正义事业，都是糊涂虫在历史舞台上涂脂抹粉走了一圈罢了，因为正义之师的缺席，才最终让一个渣男伪君子腊肉趁机偷窃了政权。

回首过去200年，感觉中国唯一有可能的走上宪政之路的时刻，就是晚清时慈禧主持君主立宪。清朝存在的时候，至少大家还会围绕着朝廷这个核心来做事情，还会维持基本的体面。大清倒台之后，人心涣散，没有核心。袁世凯做“洋皇帝”，虽然呈现短暂的统一局面，袁既无家族兄弟帮衬创业，又无得力臣子出谋划策，怎么看都看不出君临天下的潜力。继袁之后，国家继续分裂，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张作霖等人，匆匆登台又谢幕，正义之师始终没有降临。这些本土化的国家统一探索，基本宣告流产。

孙中山在国内教材和读物中一直是正面人物。他所做的革命实际上也是一种“卖国”行为，将饿狼引入中国。当时中国处于本土化统一探索失败之际，共产国际拭待在中国发展下线，壮大其共产阵营。况且当时美国也处于民主政权稳定期，自顾不暇，中国之于俄国，正如肥羊之于饿狼。我们悲哀的不是历史的不幸，而是历史人物的丑陋，正是因为这些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没有战胜自己人性中贪婪无知的一面，才让祸事逐渐酿成。也正是那段历史时期，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正义的土壤已经被侵蚀，身居高位的人已经丧失了道德底线，主持正义的事业太辛苦，卖国求荣地活着最轻松。

现在国内的教材和读物，往往对历史人物颠倒黑白，对现在的小朋友造成“二次伤害”。蒙蔽了双眼。不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后果？可能也未必十分悲观，因为人的觉悟往往就在一瞬间。反而经受一些“蒙骗”，对这个世界看的更清楚。

女性是守护正义的第二道防线

在我试图读很多书籍去了解“红太阳”的时候，很多国内书籍都是一知半解语焉不详，但是当我读到他屡次喜新厌旧，抛弃旧爱，这样的男人基本就是渣男一类，这类男人如果事业上成就越大，则说明其道德底线越沦丧。我是比较乐于通过两性关系关系来解读人。集权国家的领导人，其另一半都是个迷，可能没有另一半，或者是另一半太多，国家领导人属于公众人物，向其国民交代其伴侣，应该不算一件太难为情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就因该交换其一部分私人信息，中国、朝鲜、越南等集权国家还是有第一夫人的亮相场合，但是好像很少在外交事务中看到俄罗斯第一夫人亮相，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装也不想装了”。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把另一半示人，而且干得好的总统，大多都是拥有幸福完整的家庭，夫人安分守己，下一代往往能够子承父业。深明大义的女性往往会慈悲为怀、爱人如己，是正义事业的缓冲区。

《重识近代历史人物》中提到的女性不多。宋庆龄、宋美龄二人分别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夫人。宋庆龄伙同孙中山通俄卖共，在孙死后依然执迷不悟，为共产事业“奋斗至死”，可谓是大是大非面前完全失去判断，一心只想着自己忝居高位。她即使现在活着，我相信她也不会道歉，即使道歉，我觉得也没人愿意接受。虽然《重识近代历史人物》中没有介绍宋美龄，但是从她后期和蒋经国闹不和、出走美国来看，这位蒋夫人也是自己的政治执念太深，没有和蒋家使劲到一处去，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罢了。毛腊肉（采用网民说法）的夫人江青，和毛腊肉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关系，从网上流传的她文革后接受法庭审判的视频来看，音调尖锐、盛气凌人，丝毫感觉不到温柔的女性气息，想必真如“主席的一条狗”吧。所以说中国人民太可怜，既没有主持正义的父亲，也没有慈悲爱民的母亲，只能在国际社会四处流浪。

《红楼梦》中贾宝玉前生是那块“顽石”，没有遇到可以点化他的女人，薛宝钗和他的金玉良缘，看起来是门当户对的，但是仔细看就会知道他们是完全两路人，贾宝玉可以说有点“愤青”的影子，但是薛宝钗完全是已经被世俗的价值观牵着鼻子走了，他们是过不到一起去的，林黛玉是具有独立的女性思想，但是又似乎太过“曲高和寡”，没能力同世俗价值观和解。倘若林黛玉具有同世俗价值观和解的智慧，那么我相信她一定会辅助贾宝玉走上正道。

在中国，太过偏执，一定没有很好的下场，在国外，偏执狂在新科技等领域还可以取得不错的成果。偏执狂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就像一块“顽石”，必须要经历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美玉”。但我觉得目前的国内环境，基本没有催生“顽石”的可能性。如果一直坚持技能式教育，完全泯灭了一个人的思想，让人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机会，最后只能沦为功利机器。

但是我相信，未来出现“顽石”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有了“顽石”，最重要的是“金器”要有，就是一个民族对女性的培养很重要，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他们互相扶助，互相打磨，成就佳话。我们国内的男女混校制，使女生的功利思想很重，她们走出学校，步入社会，就是急于在社会环境中找存在感，我身边有家庭意识的女性少之又少，在我老家小地方还是有一些女性有强烈组建小家的愿望，在上海，几乎没有。只有温婉贤淑的女性才能孕育良好的下一代，如果一个母亲、一个妻子都是抱着极端的功力主义思维，那么她会把家庭带到阴沟里，社会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如果家庭都四分五裂了，那么社会就万劫不复。

必要的时候，需要专门培养女性后代，也就是女校，上海仅有的几所女校也变成了混校制。女校可以让女生可以更自信地表达自己，充分发挥潜能，不受到性别偏见的束缚，在没有异性的干扰下，女孩子能够较快体会到性别差异化，男女在社会上分工不同，男女的社会目标也不同。当然这是建立在社会上能够培养出优秀男孩子的基础上，如果社会上没有优秀的男孩子，培养再多优秀的女孩子反而是一种悲剧，她们可能会坚持独身主义。男女孩子的培养途径应该是不同的，男孩子的本领是更多来自于社会竞争，而女孩子更多依赖于家庭教育和女性教育传承。优秀的男孩子来自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的竞争环境好，再加上一位好太太的扶持，就是一个稳固的家庭单位，反过来又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可能需要依靠好几代人的努力。

温良恭和的民间风气是正义事业的沃土

目前这个政权就是建立在盗窃和欺骗的基础上，无论是做任何改革，都是无用功，用现在流行的网友说法，就是“屎上雕花”（是指在表面上美化，但本质未改变的事物，是一位网友对国企工作的不满的比喻。英文上有类似的说法是put lipstick on a pig）。目前的政权显然不得民心，从改革开放起做的事情可以说都是“屎上雕花”。但还是有很多人买账，包括现在，还是有一大批企业家买账。他们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买账，所以这个政权还能够苟延残喘。如果他们不买账，那么一切可以早点完结。

普世价值观并没有在民间得到普及。包括在上海，还是“刁民”占大多数。疫情封控期间，居民楼里常常有人发生口角，大打出手，片警上门调停就像送外卖一样频繁。民间戾气很重。包括很多老外到了上海，他们都会不自主的被同化，许多老外在上海，并非是像国外见到的老外那样文质彬彬，打招呼问好，而是变得像小市民一样自私自利。在国外，尤其是在电梯间，和老外搭电梯时，老外是很讲礼貌的，一般都会帮忙留门，也会帮忙按电梯，同样的老外，到了上海，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上次我竟然在商场看到一个老外在公共场合大声责骂自己的小孩，像乡下没素质的家庭那般。还有一次在上海公园里，有一个人佝偻着背，缓慢挪步，眼睛已经没有了任何光芒，乍一看以为就是个普罗大众的上海市民，结果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老外面孔，令人唏嘘，老外到了上海，最后竟然是被中国人同化了。许多老外小姐姐到了中国，也变得很爱物质攀比，和我在国外见到的老外完全不同。当然在国内来看，老外普遍素质还是比较高，只是在中国的老外没有国外的老外素质高，这是事实。

之前和一个上海底层市民聊天，她对我分析说，现在社会上只有三个阶层：当权者、当权者的狗腿子、普通老百姓。我倒是不完全这么认同，新技术的兴起，其实是又催生了一些新兴群体，这些人谋生不需要和政府搞好太多关系，依然可以混的比一般老百姓更好一些，他们的思想意识也都能保持独立思考，自主性很强，我觉得很像“新公民”。这类“新公民”，大多是80后，原生家庭属于中间阶层，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有完整的家庭，夫妻恩爱和睦，有1-2个后代，这类“新公民”实际上并非政权支持者，他们的基数越大，则说明这个社会的希望越大。

如果民间风气好，都是所谓“良民”，那么这个社会的根基就是好的，从下到上都是正的。如果一个社会的风气，让良民来了都变成坏民刁民，那么可见这个社会已经病的不轻了，这样病态的社会，自然只能有暴政才能统治，好的政权反而还管理不了这样的刁民。无论什么样的政权，最终的目的和衡量标准就是底层老百姓，如果治下老百姓是温良有素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才能完好延续，一个政权要想可持续发展，那么也必须保证底层老百姓是温良有素的，两者相辅相成。

2024年3月2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