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苏联解体后，最撼动俄国人民心灵的是大量、连续、充满悲苦的俄式招魂。1994年1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1998年7月16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像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其实，十月革命及其变形记是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总结的，导致它们发生的历史条件已永远消失，指导它们的理论环境也已彻底破产，推动和引导它们的人绝不可能重新出现。它们留给后世的，是没有先例的乌托邦幻景和悲剧二重性。美国俄国问题专家罗伯特·丹尼尔斯曾指出：“苏联的试验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和伟大理想蜕化变质的历史。这种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物质缺陷，一个是精神缺陷。……现在，所有的标记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一个新的幽灵又在地球上徘徊，它只不过还戴着有百年历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敌人对它都同样感到迷茫。”

革命都会带来暴力、流血和不幸，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它太执迷于其伟大、神圣的末世论目标，以至于不惜完全退到涅恰耶夫式的革命崇拜狂：用钢铁般的革命统治覆盖俄国，一切都必须让位于革命，革命者是决定命运的立法者，他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事业、个人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完全为一种唯一的利益、一种思想、一种恋情所支配：革命，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推翻这个世界，对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就是革命，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反复强调的话，革命者消灭所有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人，谁还珍惜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就不是革命者，就是革命的敌人……。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革命意味着与俄国历史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最后与人性和文明为敌，由此采用的手段必然导致空前的暴力、专制和灾难，手段代替了目的，并成为目的。

俄国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它那美妙的理想，始终没有建立起比西方社会更文明的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爱一类普世价值日益变成更遥远的幻景。最可悲而无法为之辩解的是，不是别人，正是俄国革命领袖们的自身命运出现了整体悲剧结局。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加马尔尼克、叶卡罗夫等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和英雄被革命成批地吞噬了，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托姆斯基、伏龙芝、奥尔忠尼启泽等人之死充满了疑团和阴谋。

更让后人唏嘘感叹的是，革命领袖的妻子们永远不能拥有十二月党人妻子们那样让俄国充满崇敬和自豪的人生纪录：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在七十岁生日第二天突然死去，她的档案被洗劫一空，她生前甚至不能发出抗议，斯大林曾威胁她说，如果她不识时务，党会拿出证据，证明另一个女人才是列宁的夫人。基洛夫死后，他的妻子疯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本人虽然逃过了斯大林的铁爪，但他们的夫人却饱尝铁窗之苦。布哈林夫人在丈夫被处决后，曾在水牢里挨过半年，又在集中营和流放地被囚禁了十八年，然后用了近五十年时间为丈夫平反昭雪而奔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斯大林夫人则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绝望后，选择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