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是共产党的自大狂。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种把完全无知的工人、农民拉扯到国家最高权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义和历史笑柄），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人们不难发现，列宁这些战友和学生们，没有一个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德和天才），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因为这个“半亚洲人”“太粗暴”，“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怀疑他“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不能用普泛道德和一般政治心理衡量列宁，虽然对俄国革命偏见甚深的西方反苏反共人士都承认，列宁本人不是权力狂，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历史证明，在俄国，根本不存在建立这样一套制度的条件）。

列宁从来不担心俄国人在他领导的革命和创立的政权下将经受何等悲惨的苦难。邱吉尔不否认列宁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但他的方式是先摧毁世界。

六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俄国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俄国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决不会自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典范，决不会自认为对这种典范只能毫无批判地颂扬和狂热地摹彷。”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开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发表《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文，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

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俄国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恐怖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列宁那样一位几乎没有偏私、并不贪恋权力的革命领袖，始终没有接受这种“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针对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兰西语）。列宁对考茨基的咒骂、对卢森堡的挖苦表明，俄国革命不遵循任何西方道德边界，一旦征服了俄国，一切都取决于对政权的捍卫，直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实现。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面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几乎不由自主地屈从于革命内部专制极权的强大逻辑，并公开主张独裁：“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是屡见不鲜的。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可以通过最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前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典型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关于权力、工资、军队、警察的设想完全没有超过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们的水平）。事实上，无论俄国革命具有多么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布尔什维克在根本世界意识和目标上，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