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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远比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和社会运动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意义的大革命。几乎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扩张同时，俄罗斯人开始了建立统一国家并向东推进的历程。他们用了近五个世纪，翻越乌拉尔山、喀尔巴阡山，沿着伏尔加河，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亚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后抵达隔着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对峙的楚科奇半岛、虎视东北亚的堪察加半岛，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亚。当夜降临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时，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浓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占据六分之一的地球面积，却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术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基督教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世界意识去看取东方和西方，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无论伊凡三世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特维尔大公国以及立陶宛公国，还是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无论攫取乌克兰、吞并克里木，还是进占高加索、瓜分波兰，俄罗斯人都是高举圣像、以履行上帝意志完成的。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致书瓦西里三世，声称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莫斯科，宣称莫斯科已经成为“罗马与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罗马皇帝的直接后裔，正在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担任基督教帝国的领袖”。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僧侣、外交官和一般民众，从此开始把俄罗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勐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从彼斯特里、穆拉维约夫、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到恰达耶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乔夫…列宁，无论“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派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凌驾于整个十九世纪知识精英苦苦思考、辩论和分歧之上的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绞刑、鞭刑、苦役制、第三厅秘密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整个国家官僚机器的邪恶和罪孽以及一切“可耻可诅咒”的现实，与俄国宣称了几个世纪的神圣使命是如此悖反，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革命。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1881年，“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表明，沙皇制度已经无力与俄国本身共处了。而西方 1848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传达给俄国的讯息都变成对西方的俄式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俄国特有的末世论意义上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历史性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指责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共产主义谱系的变形和滥用，考证十月革命其实是一场武装政变甚或一场东方式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都忽略了俄国独特的地理－历史和制度传统。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呈现着双重意义，对于西欧派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代表了源自西方、历史性地高干俄国历史的西欧先进的工业文明，从而为这场革命奠定了一种类似基督教为罗马帝国正名那样的世界性正统地位；对于斯拉夫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代表源自西方同时挑战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世界性真理，证实了俄国社会和历史中某些独特而优越的因素。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它是一个冒险，而且是历来人类所从事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如同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和五百多年前“第三罗马”弥赛亚主义的降临构成了俄国历史的基本框架一样，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命运的结合，再次改变了俄国的命运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异。俄国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俄国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彷效者，而是新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把首都由彼得堡迁回莫斯科，俄国斯拉夫主义的古老幻想由红色共产主义实现，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俄罗斯一千年中时隐时显的弥赛亚主义终于通过革命获得了启示录式的外观，“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之间不仅具有惊人的数字巧合关系，而且具有若干相同的特征。法国共产党大会上曾经传闻：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但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祖国和首都：俄罗斯和莫斯科。俄国古老的弥赛亚由此获得了新生，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同属一个阶级，一种新的选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转换成了新的国际主义，德国和日本以及后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威胁和遏制，成为以苏维埃俄罗斯救世主义的现世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