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是现代世界的斯芬克思之谜。

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命运（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半人类都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那么，苏俄的溃散则再次变换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衰亡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

同时，二十世纪的最大显例、最大试验、最大潮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文明的终结”，还是又一轮更深刻更危殆的文明危机，抑或从俄、美“各主世界一半命运”的百年迷误中走上一条新的人类自救之道？包括雅克·巴尔赞、小阿瑟·施莱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更早已有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新悲观主义者”已从苏俄的崩溃中看到美国的“衰亡和解体”。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洞悉、明辩、审问苏俄的败亡，是更为峻急的任务。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马克思是西方最后一个大体系创立者，信奉运用某种理论和历史运动影响并决定人类社会的演变。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他们断言，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年，第二个《共产党宣言》俄文本由普列汉诺夫翻译在日内瓦出版。现在，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苟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的论断。

索尔仁尼琴指出，马克思的预言没有一个被历史应验，但马克思仍然成为俄国革命的导师。列宁认为，《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其精神鼓舞和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1918年11月7日，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俄国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无论列宁后来为对应俄国革命后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多少补充和修正，可以断定，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就不可能发生俄国革命。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产生于欧洲，但俄国——只有俄国——才是这种西方社会理论最天然的实验室，其中一个原因是，俄国正进入充满危机的现代转型，亟需某种具有强大魅力而又投合俄国激进人士灵魂的“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入主俄国，更深的原因是投合了俄国特有的弥赛亚救世主义。

三

同时，没有俄国革命，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就只是西方19世纪若干激进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一种，不可能在20世纪上升为世界性意识形态，笼罩人类一半人口。

事实上，马、恩不仅把俄国革命的“准入”资格定于西欧社会革命爆发与否，而且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景一直保持着某种警惕。他们曾多次把俄国称为“半亚细亚”国家，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更不要说亚洲）时，将必然会“一方面产生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带来奴役”。这时，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私下认为，巴枯宁击中了要害。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历史》一文中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绝一切专制，独裁则绝对不被认同，“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伊斯兰教共产主义”。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一直反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实行“亚细亚奴役制度”的专制社会中进行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断言，俄国革命将使沙皇专制制度复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营共产主义”的泥淖里去。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统治俄国240年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会非常有力地向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