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共不是“纸龙” (下)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悖论。一方面，从经济制度角度，为了商人利益必须与中共极权主义打交道，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从政治制度角度，为了国家利益必须与中共极权主义划清界限，进行“政体之间的战争”。这确实是一场战争，正如蓬佩奥所说，“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内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必然会在中美关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发生在新疆人权问题与棉花贸易之间的冲突，就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的无法避免的冲突暴露了出来。

拜登政府不应当给中国胡萝卜，或是像中国说的那样，在处理问题前，先改善两国关系并建立互信。美国不应该这样做。应当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在处理问题时建立互信。跟共产极权再不能先讲合作，继续被中共欺骗。对中共要改变第一，合作第二。不改变不合作，监督下改变才合作。改变了，转型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才好讲合作，期望布林肯在中美关系的拐点上不要迷失方向，更不要走回头路。

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所说：“此刻是一个拐点。我们正处在关于世界未来方向的辩论之中。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显示民主政体仍然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实际益处。它不会偶然发生——我们必须捍卫、巩固和更新我们的民主。这意味着把我们的经济基础重新建设得更加美好，恢复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在国内提振我们的价值观并在世界各地大声捍卫它们，将我们的军事能力现代化，同时通过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复兴让世界变得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更加安全的美国同盟网络与伙伴关系。”“在这个全球挑战不断加剧的关头——从疫情泛滥到气候变化，从核扩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与我们最亲近的盟国和友邦同舟共济，捍卫美国的利益，维护普世价值，更新我们国家的优势的源头。”

美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持中立的立场，而没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非正义的侵略行为，绥靖的外交政策最终把战火引到自己身上。对于国际上目前的热点台湾，美国不能纵容中共的挑衅行为，要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积极应对崛起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二战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对于如何与中共长久的较量，傅立民提出很好的建议：“为了在与中国（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必须提升竞争力，建设一个治理更好、教育更好、更平等、更开放、更创新、更健康和更自由的社会。” “攘外必先安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很难形成社会共识。然而，提升美国的国家硬实力，是与极权主义国家较量的物质基础。民主国家虽然在承平时代难以跟极权国家的举国体制形成竞争的优势。但是，一旦进入战时体制，美国的民主制度将发挥出极权主义制度无法望其项背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惊人的发挥。

然而，美国不能回到川普时代搞“美国再次伟大”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川普政府对盟国经济上斤斤计较，四面出击，单枪匹马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根本称不上“战略”。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己之力，用不断升级的“极限施压”来削弱、遏制中国，不仅达不到削弱极权主义的目的，而且会唤起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让习近平操控这种情绪巩固自己的权力和一尊的地位。

恢复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是大西洋理事会提出的战略内容之一。这个战略将进一步把习近平与中共分开，缩小焦点，走出最关键的一步，支援民主改革派上台。“大西洋理事会”的新策略将促进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促进中共内部分化改组，加速摧毁极权统治。期望拜登新政府接受“大西洋理事会”的新策略，制定全面加速摧毁中共极权统治的战略，加速共产主义的衰亡。

锺闻曰：美国是共产主义从中国消亡的最后推手。共产主义已为祸世界100年，历史潮流已到终结共产主义之时。惧怕中共的熊猫派还谈什么21世纪是中共世纪。终结共产主义是当今全人类的共同主题和使命。中共是共产主义最后的虚弱堡垒。中共转型已延误了30到40年。当下最急迫的是抛弃共产主义转型为民主国家。抛弃共产主义，融入上帝文明的普世价值历史潮流。美国在这个历史任务中，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