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从喂龙人到全面对手 (下)

2021年4月8日，美国国会公布了由参议院起草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也被称为“两党对华全面法案”）。这为全世界判断美国“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的中国战略提供了指南。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化美国应对中国政府挑战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并呼吁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重新强调其领导地位。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优先考虑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援助，并加强美国的外交努力，以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带来的挑战。投资于普世价值，授权采取广泛的人权和公民社会措施，包括支持香港的民主，对新疆的强迫劳动、强迫绝育和其他虐待行为实施制裁。重点打击和对抗中国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为，包括追踪侵犯知识产权者、中国政府补贴、监控中国利用香港规避美国出口管制、追踪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存在等措施。指示美国向致力于打击外国腐败行为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向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请求宽限的最贫困国家提供债务减免。通过投资科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加强美国打击中共影响力和恶意行动的努力。法案获得两党的共识，说明“中国挑战的范围、规模和紧迫性要求美国不能有丝毫懈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敢于竞争，善于合作和不怕翻脸。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用实力说话。”世界权力分配正在改变，也带来新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竞争者当中，只有中国有潜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的美籍华人章家敦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访问时也说，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国家之所以能够向国际发出挑战，是因为中国给了他们力量，“这是一个中国问题，这不是伊朗问题，也不是俄国问题，这是以北京为首的问题。因为中国对美国极为敌视，是那种政权与生俱来的敌视。”

这种敌视来源于两种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在中美安克雷奇会谈上，面对美方向中方明确表明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的行为的严重关切，清楚表明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中方代表杨洁篪反击说，中方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国际建制的维护，而非以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美国先解决好国内的人权等方面的问题，不应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说三道四。他夸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得到中国人民衷心拥护，任何要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美国对涉港中共官员的制裁，称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台湾、香港、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干涉内政，“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説话”。

杨洁篪严厉抨击美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金融霸权进行长臂管辖，压制其他国家。美国滥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概念，阻碍正常的贸易往来，并煽动一些国家攻击中国。”他说，“在中国面前，美国没有资格从一个优势的立场与中国对话。美方甚至在20、30年前都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不是对待中国人民的方式。”这些表述代表了两个国家之间有深刻的分歧和根本的矛盾。表明双方存在的分歧有多么广、多么深。三十年前中国需要通过美国进入 WTO，今天中国的状态，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评价说，“杨洁篪变身胡锡进”。

杨洁篪抨击美国是战狼式外交的最高层次的表演，是中美走向新冷战的转折点。这种战狼格局，是基辛格1971年访华以来的第一次。

前彭博社驻华记者马丁(Peter Martin)在他的著作《战狼外交》(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指出：1950年代初，中国外交官还在摸索，如何代表一个封闭又偏执的政治体系去面对世界；到了90年代，他们则试图避免指责美国，维持一种韬光养晦路线。但到了2021年，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外交官需要适应一个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度，一个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地的政治体系，以及一位吹捧中国制度有“明显优势”的领导人。于是，一条火龙应运而出。

锺闻曰：中共与美国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所有的合作，都是表面的，暗地里完全是敌对。所谓合作，是中共要利用美国，获取技术和资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喜欢说，对中美关系，期盼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个说法已经被他的行为证明不过是一个幌子。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