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亨廷顿忽视了共产主义仍是主要敌人 1992 – 1996 (中)

再说中国文明核心，包括大同理想、选贤让贤、仁爱与仁政、注重历史教训、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合一、宰相集团执政、史官政治、科举选才、宗教信仰自由、忠孝秩序、家庭制度、大公无私、义大于利、修身为本、中庸之道、宽恕之道、君子之道、礼仪之道…等。中国文明这些核心，又与西方文明有什么冲突呢？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清朝表现十分和谐，慈禧太后特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1858-1919)她的巨幅画像(由美国女画家在颐和园几个月画成)，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特别举行赠与仪式。罗斯福又特派他的女儿去中国亲善访问，慈禧太后特别接见。罗斯福女儿结婚，慈禧特别送一大箱礼衣、礼物，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成了慈禧的知心女友，无所不谈，大使的女儿生小孩，慈禧亲送尿布等礼物。大使夫人离任返美，慈禧特别摘下一颗红宝石送她。罗斯福答谢慈禧的友善，特别带头减免八国联军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派留美学生。

192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在苏联的推动下侵入中国。毛泽东媚共认贼作父，绑架了中国文明。从此给中国这头老狮子套上共产恶魔紧箍套，栓上马列毛钢链，用枪杆子赶着老狮子跟他走。

现代世界并无所谓“文明冲突”，更常见的是“国家冲突”，同属伊斯兰文明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亲善，伊朗却与美国为敌，亲善或为敌，都是某些领袖人物绑架了国家，或为敌、或亲善，几乎与文明无关。有人说 2011 年“911”事件，不是印证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吗？非也！“911”恐怖袭击事件，只是本拉登(Bin Ladin，1957-2011)一小伙极端恐怖分子所为，伊斯兰教徒绝大多数都反对他。美国几百万穆斯林在“911”发生后，都挂出美国旗，表示痛恨恐怖行为，可见极少数极端恐怖分子的毁灭行为，并非表示文明冲突。

亨廷顿的论点使人们注意力集中到反对穆斯林，而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病毒。亨廷顿给世人指错了方向。斗争大方向应指向共产主义病毒，而非不同文明。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被他的嫡传弟子福山(Francs Fukuyama 1952 – )心领神会。福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他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断言随着苏联共产帝国瓦解，西方民主制已定于一尊，是当代世界最后的唯一形式，当代历史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出，美国和全世界轰动一时，成为评论苏联红色帝国瓦解的主流。大家认为苏联既然解体，肆虐大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灾难，从此终结，今后世界是自由民主的天下了。殊不知到了2010年代，红色帝国死灰复燃，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红色帝国都源于同一种“共产主义病毒”，如有不同，也只是“共产主义病毒”的变种。一些智库专家刻意忽略他们的同质性。《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习近平强调的红色与毛泽东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红色帝国是共产乌托邦，习近平的这套红色帝国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就是纳粹了。”抽去习近平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病毒”特质，将它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类化”，这种认识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有误导舆论之嫌。

当年福山在苏联瓦解后，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他忽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中共，共产主义北极熊是瘫痪了，但由共产主义铁链拴着的中国狮子还活着，这头狮子1960年代就与北极熊分裂，不再听莫斯科指挥。苏联解体转型，中共却坚持正宗马列，不承认苏联转向。邓小平枱面上是“改革开放”，枱面下还存在“四个坚持”。不过被枱面上的“改革开放”所遮掩，不为人注意。他奉行的“韬光养晦”，是把剑放进鞘里，他并未抛弃共产主义之剑。1989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出动百辆坦克，十万大军黑夜屠城，上千人遇难死亡，就是一次凶残亮剑。福山应不致于健忘此次大规模惊世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历史的终结”难道能把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排除在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