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亨廷顿忽视了共产主义仍是主要敌人 1992 – 1996 (上)

苏联共产帝国崩溃后，很多人认为在美国面临的是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冲突，把斗争矛头指向中东和中国，把中东和中国相提并论，是一种糊涂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福山的博士生导师。

1993年夏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文章，提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1996年他又将文章拓展为一本专书——《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
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理论对美国的战略方向，影响深远。不幸的是，“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理论。思想家应该用清晰的观点给当代世界指出核心问题(或叫主要矛盾)，不幸的是，亨廷顿指错了核心问题。亨廷顿希望，文明的研究范式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演变。然而，他指出的却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众多学者从实证、历史、逻辑、意识形态等角度严厉批判亨廷顿的论调。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认识科学家、史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批判家乔姆斯基指出，冷战后“苏联威胁”已不再是一个可用的借口，这个论调不过是美国官方为其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正名的新官方宣传。

苏联1991年解体后，共产主义的核心从苏联转到中国。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依然存在。中共虽然淡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在经济上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但是，依然高举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旗帜，用“四项基本原则”行共产主义统治之实。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残余与美国的对抗，2013 年后到了习近平时代，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一点亨廷顿倒是没有看走眼。他预言：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不论中国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现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亨廷顿的预言没错，错在他的预言不是基于中共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本质。

人类历史几千年，形成各地区多个文明，各文明之间交流，就像生意来往，都是两利交融。文明本身相互之间并不冲突。各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表现形式各有差异，本质上都是和平善良，并无实质冲突。就以亨廷顿所指的西方文明核心的主要表现，包括“古典遗产、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典、拉丁文、基督教)、天主教与新教(宗教改革)、欧洲语言(多样性)、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分离、法制、宪政、人权、社会多元主义(多样自主集团、自主贵族)、代意机构(等级、议会、自治运动)、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自由传统、平等权利)”…等。

伊斯兰文明核心，包括和平、平安、中正、和谐公正、行善、两世吉庆观(今世是栽种场，来世是收获场)、宗教与世俗兼容、平等(真主面前一律平等)、自由(各居一隅自由行事)、宽容(温和行事，尊重异己)。伊斯兰这些文明核心，与西方文明有什么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