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国不作为，听任苏共残杀与大饥荒 1920年代 (下)

胡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领导欧洲的救济工作。“布尔什维克政权……呼吁胡佛拯救俄国的儿童，就像他曾经拯救过比利时的人民一样。”随后进行了一些谈判。列宁不希望救济工作带来美国资本主义思想的毒害或自由选举。但很快，免费的粮食就留了下来，数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到了1924年，苏维埃政权觉得它可以不需要美国的粮食。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少了专制，多了自由市场导向。这也束了对农民强制粮食征购，让农民用粮食支付税。有人提出质疑：如果不是胡佛伸出援手，我们永远不知道饥荒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共产党政府会持续多久。当时有一位批评家问胡佛，他这么做是否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胡佛反驳道：“两千万人正在挨饿。不管他们的政治如何，都要让他们吃饱！”那时，胡佛是个人道主义者，也没有看清苏联的本质。更不知道苏联的国内大饥荒根本是国家有意为之的对富农阶级的无情大屠杀。

即使在大饥荒时期，列宁也不忘输出革命，继续增加国际共产党外援。包括1921年提供大量资金催生了中共的诞生。列宁在饥荒期间，加紧迫害东正教。1922年发动没收教会财产运动。苏共获得450万卢布教会资产。苏联政府与上帝为敌、与基督为敌的举动，终于得到报应，遭到上帝的惩罚。

大饥荒完全是苏共残酷政策造成的。苏共消灭富农、没收土地，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美国提供人道援助，但没有发出正义声音，没有谴责苏共的非人道政策，没有在政治上声援受迫害的宗教人士、保护宗教信仰，也没有声援支持农民为了生存起义斗争。同样的事情在中国1962年大饥荒时再一次发生。面对中国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美国表示要提供粮食援助——甚至在两国没有直接贸易的情况下，愿意以物易物。这种类似于“止血贴”的救灾举动，带有明显的“传教士”情结。对于与民为敌的国家，于事丝毫无补。因为不解决造成饥荒的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救济的粮食根本用不到灾民身上，反而会被用作酿造茅台酒的原料。

1922年大饥荒期间，列宁照样在远东召开国际共产会议，向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输出革命，会议上首次提出“反对美帝”口号，公开以美国为敌，厉行世界扩张，展开共产主义攻势。美国在苏共攻势面前毫无反应，听之任之，听任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和世界扩张。

1929年至1933年担任美国第31任总统之前，赫伯特·胡佛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享有盛誉。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了食物，受到各国的感谢。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胡佛和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确立了所谓胡佛-史汀生主义，俗称“不承认主义”——主张基于“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原则，不承认以武力造成的国际领土变更，不承认任何以武力夺占之领土。

对于日本占领东北领土，中华民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制裁日本侵略，同时并照会英、美等国，盼其主持正义，对日本之侵略行动予以劝告或干预。1931年9月25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保证并非意在军事占领，而仅为从侧面消除南满铁路的威胁，一旦目标达成，部队就会撤离。声明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政府对满洲领土并无觊觎之心。作为国务卿，史汀生很清楚，日军行动之迅速，充分暴露了这是其事先安排好的战略规划。日本方面不可能将军队从驻地撤离。虽然他认识到日本占领中华民国东北的企图，然而，却没有对日本政府采取对应的制裁。等于默认日本对中华民国东北的占领。总统胡佛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任，导致了日本野心不断膨胀；直到1941年发动珍珠港袭击，美国直接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胡佛在伦敦庆祝40岁生日的前一周，德国对法国宣战，美国总领事请他帮忙把滞留的游客带回家。六周内，他和他工作的委员会帮助12万美国人返回美国。接下来，胡佛转而去做一项更艰巨的任务——给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提供粮食。

锺闻曰：胡佛企业家出身，行动力超强。可惜他生不逢时，在总统任上遇到百年一遇的大萧条。胡佛通过修建高速公路和大型水坝，扩大就业挽救经济。显然，没有对症下药。大萧条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病灶”——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分蛋糕”的问题，而希望通过大开发，“做大蛋糕”，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美国当时通过经济危机暴露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在他的继任者罗斯福推动新政，通过“社会福利工程”才逐渐舒缓。胡佛因为治理国家经济不善而黯然下台，时也命也！不过，胡佛任后，逐渐清楚地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他下台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清醒，反共的态度非常坚决。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