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美国基辛格故意给报刊透露，苏联要核打击中国，毛决定紧急疏散。1969年国庆游行取消了，怕苏修一网打尽。我随军宣队去找地方迁校。

1970年初，军宣队决定矿院搬去四川。我们先在重庆煤校落脚，然后就去华蓥山下的合川县三汇坝一个荒山头，开始“建校”，真是像盘古开天辟地，一片荒山，先搭起草棚住下，就开公路，打钻爆破石头，用石头去砌墙盖房子，那时叫“干打垒”雇用民工和教工一起干，还自己烧水泥烧石灰呢。夏天四川那里热到40度，还是坚持干。1970年到了四川，就改名“四川矿业学院”。那时刘桂芝怀孕了，只能留在煤校宿舍。

1971年10月3日，邓渝出生（渝是重庆），两男一女，真好，大家都高兴，邻居也高兴。小孩出生我都不能抽空回来帮忙，幸得邻居帮忙。而且不久我又被四川的军宣队“隔离反省”了，更不能回家了。四川的军宣队又年轻又激进，他们不相信北京军宣队搞文革的结论，从头再来过，我就又被软禁起来劳动，做最脏的搬运水泥石灰工，那些水泥石灰都是散装的，我和民工一起干。对我审查批判了半年，什么也没有发现。到1971年夏天，差不多又要“解放”我了，好像又要恢复我的工作。这时我已心灰意冷，四川军宣队使我失去信心，三汇坝也把我热怕了，我要求调去东北刘桂芝家乡自找工作，军宣队正好下台阶，不说什么，很快就同意了。我们就开始联系回吉林省浑江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一“激流勇退”，是没有“政治野心”，或说没有政治头脑，没考虑什么个人政治前途。按说我经过4年文革大风大浪考验，时势把我推到最前面，可说经历“三起三落”，全院知名，人说我是“正确路线代表”，只是过跨或玩笑，批我“右倾机会主义”，说明我比较温和，不那么偏激，不左也不那么保守，各方面都还站得住，把我反来复去，最后也挑不出什么来，可说信得过。当时我39岁，也可说成熟了，加上我有将近7年的部队经历，政治上没问题，正是从文革考验出来的一颗新星，舆论认为应是下一步提为副书记的第一人选。其时我全没考虑这些，就一心一意“打道回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