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激进的一派认为我的态度倾向“保守”，又批我“右倾”，给我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且是“老机会主义”，简称“邓老机”。到1968年升级到“反革命两面派”。关键是在1968年5月辩论革委会“三结合”（老中青，重点是结合老干部），当权的红卫兵激进派要匆忙“结合”还有许多争论的院长陈一凡，我在全校的辩论大会上发言，列举了目前不能结合他的理由，获得多数的支持。在我发言中，下面两派就吵起来，呼口号，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场面混乱，但我还是坚持按发言稿念完。当时全校师生员工有万多人，号称“万人大会”，很是热闹。我发言完了，激进派红卫兵就抢了我的发言稿，把我押下去，带到他们的宿舍看起来，不许我自由行动。我为避免两派冲突升级，完全服从。当时我还是全校“革委会”委员呢，当权的红卫兵，就是这样“使用权力”。那时激进派急于“结合”这个院长，是想拿这个院长壮大他们的声势，作个陪衬，并非让院长分享权力。实际上是条件不成熟。当时激进派还是勉强让这位院长进“革委会”，只当个委员，没能像原来准备那样当“副主任”。后来查实这个院长也并无大问题，我跟他也没什么过不去，还是相处不错，他于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这次“万人大会”，意外使我全校出了名，我也从此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大字报和开会批判我，把我看起来“隔离反省”，还放出风声说我是“特嫌”，他们查我的档案，发现香港有亲戚，就是“海外关系”，就有“特务嫌疑”，以此作为“隔离反省”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