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在学生宿舍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原矿业学院院长吴子牧，那时吴已调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当部长，也是北京市委常委，文革开始被学生“揪回来”，也住学生宿舍“被保护”（软禁）。一次我看吴在坐着无事，学生看管的也不大管，我就悄悄地进去与吴谈起来。学生红卫兵以为我是要吴“老实坦白交代”，家常便饭，也不在意，也不进去听。说我要吴“老实交代”也是，不过我是软的，细声的，平心静气的，并没有红卫兵习惯了的吼叫声“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说“这些年高校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呢？你是否重用了那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呢？”吴顺着点头说是，又说过去没认识到……谈了差不多一小时，最后吴说：“这几个月没人像你这样平心静气给我谈过……”又问我“你一定是红卫兵总部负责的吧？”我说不是，普通的。吴在矿院师生中普遍印象很好，都认为他水平高，喜欢听他讲话“作报告”。我是抓到个空挡，近距离跟他接触一下，觉得他态度还是不错的，是诚恳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也无能为力帮他“过关”。大概是1968年一次我去市委党校“听报告”，偶然看到一小群“黑帮队”在扫院子劳动，其中看到“这不是吴子牧吗？！”哇，又黑又瘦，头背有点下弯，眼睛发直，面无表情，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吴子牧了，更不是当年的“吴院长”了。两年已经折磨得不成样了。他的夫人受不了折磨，早跳楼了。儿子被迫跟他“划清界限”，他成了“孤家寡人”，但还能撑下去，也算不容易了。到1970年，听说他得肺癌去世了，时年才56岁，很可惜。他早年曾留学法国，1965年他就调到外交部，准备出任大使，还没出任呢，文革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