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林第一次正式穿上军装，在天安门上检阅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数十万人，点燃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那时我也随学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遥望毛在上面招手。那天据后来媒体报道，毛特意在天安门上接见几个中学生，其中有“宋彬彬”。毛特意说，不要太文质彬彬了吧，“要武”。这位宋彬彬也就顺着圣旨，改名为“宋要武”。一时带动了一股改名风。许多学生改名为“卫东”，“向东”，以表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组织“红卫兵”，戴起红袖章，保卫毛主席。我们矿业学院的转业复员军人，也凑热闹组起“复转军人红卫兵”，也戴起红袖章。改名之风下，我的一个叫“丁永孝”的同学，改叫“丁进”（他没改叫“孝东”，还算含蓄了。原来“永孝”是要他孝敬父母祖宗的）。到现在也改不回来了。我当时也凑热闹，想把“仲文”改为“重武”，先写信回家征求父亲意见，没想到父亲非常开明，回信在信封上就写“邓重武”，好在当时我们单位就我一个姓邓的，就给我了，别人还不知道我要改名呢。回想起来，父母亲对我真是“百依百顺”，从来没说个“不”字。好在改名风一阵就过去了，我也没有公开过“重武”一名，也算是一个小插曲。

1966年11月20日，邓东在文革高潮中出生，我们盼了3年，终于有了儿子。1966年红卫兵各校各地组织大多分成两大派，矿院内也有保守和激进两大派。我在经济系里，虽不是当权派，也算是个“红人”，我的态度动向，也有点影响力。当时保守的一派，认为我倾向“激进”，对我不满，出大字报批我。大字报贴到北京城地安门城楼，上面写着“邓仲文挑动群众斗群众”。还去我宿舍“抄家”，看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无所获，激进的一派为保护我，要我去学生宿舍暂住“避难”。我便搬到学生宿舍去住。那时小东刚出生，也只好由妈妈一人来照料。